一次出走

流马

  最后一节课前的课间,班主任传达学校通知:明天镇上举行公审大会,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去镇上参加,接受社会主义普法教育。班主任刚走,班里就炸锅了,据说明天公审大会结束后,将有一批犯人就地枪决。

  枪决犯人这种场面,很多孩子早就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但我已经初二,居然还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常常拿这件事嘲笑我。

  在我身上,值得嘲笑的事不止这一件,还有很多,比如,我不会游泳,我不会骑自行车,我不爱说话,我害怕一个人走夜路,甚至就连我的父亲也是他们嘲笑我的原因,他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教政治,有个外号叫“大锤”。

  你们能够想象看没看过杀人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吗?看过杀人的孩子脸上身上所洋溢着的优越感堪比获得一张奖状,只是它来自另一个评价体系。在孩子的世界里,掌握一项技能和看过什么稀奇物件都可以轻易划分出一种等级或一个圈子。当别的孩子都学会了骑车而你不会,别的孩子敢去河里游泳而你不敢,别的孩子敢一个人走夜路而你也不敢,那你不但要被嘲笑,还要被孤立。

  很不幸,我就是那个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敢,而且连杀人都没看过的孩子。父亲是绝不会带我去看杀人的,也不允许我去看。但既然这次是学校组织,那总可以开一回眼吧。我为此激动不已。

  最后一节课没人好好听讲,全都在谈论明天的事情。好脾气的语文老师几次敲黑板也压不住。有些以前声称看过的一直在下面开小会。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无论声音多小,都比老师的更钻人耳朵。

  尚福明家在流泽,其村后大桥下面的河滩,常年是执行枪决的现场。从小到大,他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次杀人。说起来唾沫星子乱飞,还脸红脖子粗的,好像在跟人吵架:什么脑浆子白花花得像豆腐脑一样冒热气啦,什么犯人们吓得拉了一裤子屎啦,说起来好像他就站在开枪人旁边似的。不过也有和他同村的同学对他完全嗤之以鼻。曹国林就特别喜欢揭穿他,说尚福明那些全都是捡的别人唾沫星子。

  曹国林是我同桌,他人很早熟,说出来的话总能震得我一愣一愣的。他常常没来由地给我讲类似这样的话:“咱们不一样,你学习好,以后人上人,我嘛,谁知道呢?弄不好也会河滩上走一遭。”这大约是一种故作深沉吧。他每天都踢踏着一双露着脚指头的破布鞋来上课,头发黏黏的,脸也常年不洗。看他的脸总能让我想起课文《卖炭翁》里的主人公,小小年纪,就已经“满面烟尘十指黑”了。

  今天课间他又跟我说了一句把我震住的话:“看杀人没意思,你可别去;也不是不吉利,主要是看过杀人之后,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你看咱们班马冬梅,是不是很骚,肯定不是处女。看一次杀人,相当于一次破处。”“破处”这个词又震得我脑袋嗡嗡响了半节课。

  马冬梅就在我们身后一排。她本来就比我们大几岁,要么是上学晚,要么是留级留多了。她课桌桌洞里永远塞满我都不认识的瓶瓶罐罐,对这些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只能笼统地叫作“雪花膏”。班里总有几个男生天天围着马冬梅转,还有高年级的,校外也有。晚自习的时候,操场上,校门口的树林子里,经常有人打架,那些架有好几场都跟她有关。马冬梅的骚和看不看杀人有什么关系呢?一整节课,我都处在这种被暴击的状态。

  度过骚动的最后一节课,班主任再次光临教室,宣布了最新通知:考虑到明天有大雪,学校不再组织去镇上观摩公审,改为自愿前往。这个消息简直比前一个消息还要爆炸,自愿前往的意思等于放假,彻底自由。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晴天霹雳,这意味着我可能失去这次“破处”的机会。

  首先,学校组织的不可抗力消失了,我的“自愿”前往,一定会被父亲阻拦。

  其次,我的那些发小,就算他们去,也不敢带我。去年夏天,汶河水大,淹死几个戏水者。某天我和他们结伴去河里游泳,回来就被父亲痛骂了一顿。第二天,他们就不和我说话了,原来父亲把他们叫到一起狠狠训斥了一通。这是他们的教训:只要和我一起玩就有被我父亲骂的危险。

  最坏的结果就是我自己去,可我连骑自行车都不会。从我们村到镇上有大约十几里地的路程,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步行有点难度,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同行且会骑自行车的人带我。我想到了建涛。建涛家在郭楼村,他每两星期回一次家拿干粮。从我们村到郭楼,中间正好要经过镇上。我选择建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应该不太在乎我父亲,因为他是副校长的堂弟。我把这事儿和建涛一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其实他对参加公审啊看枪决啊都没兴趣,觉得那是小孩子才爱凑的热闹,他只是想趁这个机会回趟家。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反而加深了我必须去填补这个空白的冲动,我们便约好了明天村头碰头的时间。

  我兴冲冲往家走,遇到同样放学的表姐。表姐上初三,平时就住在我家。说起明天的事情,表姐撇撇嘴:“放心吧,舅舅不会同意你去的。”这我自然有预料,所以打定主意回家不主动谈这事。

  天黑以后,父亲回到家中,一家人坐在一起喝汤。果然,汤喝到一半时,父亲说明天有大雪,我应该在家写作业,哪儿也不要去。我以学校通知为由,冠冕堂皇地争辩了一下。

  父亲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算是学校组织的,你也不能去!”

  饭桌中央的煤油灯,昏暗的小火苗,缓慢地委顿下去。我艰难咽下碗底最后一口热汤,到院子里透口气。漆黑的夜,让人感到沉闷的不仅是黑,雪在天上堆积,空气的密度好像被一点点压紧。我在这紧密的空气里走进睡觉的西屋。屋里的寒冷比屋外还要锐利,只能尽可能快地脱掉衣服,钻进被窝,又不想明天太快来临。

  我梦见我站在一片雪地里,四周全是荒野。一个白色的篮球状的东西,从远处向我滚动。或者说那不是滚,而是一种超低空飞行。它停在那两行白杨树之间,忽左忽右地摆动,似乎引诱我向它靠拢。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到那个白球附近的。和上次一样,随着我的靠近,这只白球不断变大。最后它已经膨胀成一个谷仓大小。这球形谷仓仍然像塑料薄膜一样轻薄,但我知道这只是我的感觉。这时塑料薄膜出现一道纵向的裂缝,一只苍白的手从裂缝里伸出来,没容我犹豫,就把我一把拉进“谷仓”。

  “谷仓”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半球形的空间,也并没有人。刚才那只拉我的手也不见了。空白的半球形内壁,比雪地还要洁白,突然闪现一片“雪花”。这“雪花”是指以前看露天电影时,正片开始之前幕布上跃动着的那种“雪花”。紧接着“电影”开始了。

  我看到大桥,河滩,以及河滩上密集如苍蝇屎一样乌黑的人群。我感觉我随着“电影”在下降,现在我站在一排持枪士兵的后面,我又随着“电影”绕到他们前面,在他们前面是一排面向河滩跪着的囚犯。我看到那些士兵穿着毫无标志的军绿色服装,脸上戴着白色的绵纱口罩。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女犯人,她的脸在我的面前一闪而过。然后我又绕到士兵后面了,我的视线刚好越过一个士兵肩膀。我看到他举起手里的枪,瞄准了囚犯的后脑勺。我看到了那个女犯人洁白的后脖颈。枪响了,死刑犯一个个扑倒。我奇怪我没有听到枪声,然后“电影”又闪出静默无声的“雪花”……

  最后我是被一股挤压的力量推出“谷仓”,像是一个从鸡屁股里掉下来的鸡蛋,我在这下坠的失重感中醒来。天亮了,窗外一片白光,大雪果然下得铺天盖地。

  想不到去看杀人之前,我已经在梦中先看了一遍。这愈加坚定了我要去看杀人的决心。

  吃早饭时,父亲再次警告我今天必须老老实实在家写作业,哪里都不许去。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突然冲动起来,扔下筷子就冲出家门。

  大雪没有停下的意思,要在平时,我是多么喜欢这样的大雪,但今天它一点也不能让我愉快,反而加重了我满腔的悲愤。本来我是打算等父亲去上班之后,再偷偷溜出家和建涛会合的,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既然已经跑出来了,就只有往前走。

  村街早被大雪塞满。一个人在我前方,佝偻着身子,艰难地蹬着自行车。我想象那就是建涛,大声喊了起来,但那人根本没有听见。我害怕家里人追出来,就往村街另一边大坑的方向跑了。

  此时大雪,坑边没人。我慢慢下到坑底,宽阔的冰面被大雪覆盖着,像课本里见过的草原,但不是一望无际的,你只能把视线压低再压低。冬捕的季节到了,前几天我看到打鱼人运来了破冰的机器,就摆在坑边,不知道何时开动。此时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如果我能开动那个破冰的砂轮,给冰面打个洞,我就可以钻到冰层下面去,那就谁都找不到我了……但我并不是一个善于动手的人,又想如果整个人卧倒在冰面上,就这么冻死的话,没准也会在冰面上留出一个很大的人形吧……如果我就这么冻死在这里,他们也许才会后悔不让我去镇上吧……我尝试卧倒,将脸埋在柔软的雪里,鼻尖感受到针扎般的冰冷,但面孔却有一点被雪焐出来的暖意。不过几分钟后,我又站了起来,看到那个留在冰面上的形状,一点看不出是个人。我有些失望,拍打拍打身上的雪,感觉到无趣。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恐怕也想不出一个好的死亡方法。

  我重新爬上了坑岸,透过岸边的树林,看到父亲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往学校去了。这么说,他们并没有人出来找我,是我自作多情了。如今再回家去,一定会被表姐和母亲嘲笑吧。只好走出村子,直到走入被大雪深埋的麦地,漫无目的地走下去。麦地是松软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深处走,心想如果麦地没有尽头就好了,就这么走下去,走到世界尽头——我突然意识到:难道我就这么离家出走了吗?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停下脚步,看看脚底,大雪深得几乎看不见麦苗,粗布的棉鞋里灌进去不少雪泥,脚底冰凉而潮湿。我想到几年前离家出走的四军 ,是被他父亲打出去的。我想起他毫无血色的脸,从敞开的棉袄里露出来的胸肋上被戒尺打过的血印。这么说我也要步他的后尘了吗?我的父亲并没有让我品尝过皮肉之苦,可世界上还有远比皮肉之苦更加痛苦的事情。我想起那些人对我的嘲笑和孤立,想起我不会游泳不会骑自行车的无能,觉得这一切都是家庭的管束所造成的。为什么连去看一次公审大会的机会都不给我呢?父亲既然觉得我懦弱,这也不行那也不可,那就让他承担这种偏见的后果吧。

  麦地的远处,白色荒野上出现一个黑色小点,像小得不能再小的人影。他在向我挥手,我觉得那个人就是四军。怎么会是他呢?虽然怀疑,但我加快了脚步。我觉得我跑得比平时快,黑点迅速变成黑影,也在向我奔跑似的,他并没有迈动双腿,但是在迅速变大,不一会儿我就站在他面前了。这仿佛就是四军 。他还是穿着一个破棉袄,扣子系得很潦草,露出里面的肉,棉袄里面依旧什么都没有穿。

  “四军 。”我喊他一声。他没回应我,只是朝天空看了看。我以为那是一大片铅灰色的云,但是看不到它的边缘,好像与天空重叠。它很低,就悬浮在我和四军的头顶,似乎举手就能触摸到它。唯一让我异样的是,麦地里原本呼啸的风突然停歇了,四周异常寂静。

  这时身后有人叫我,声音异常清晰,但回头去看人却很遥远。我听出是建涛,他正在麦地边向我招手。

  我再回头看四军 ,四军不见了。我不太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难道是我被冻出了幻觉?我用棉袄袖口使劲抹了一下不断流淌的鼻涕,鼻子变得异常酸痛。我竟然没有意识到我刚才还在哭,风干的泪痕皲得脸疼。

  “你跑地里去干嘛?”建涛扶着车子,单腿撑地,给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哈气。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其实身体还在发抖。我没办法给他说清楚刚才发生的事。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在村口等你半天,心想你再傻也不可能走着去镇上吧。我早上看见你爸了,不知道为啥他狠狠瞪了我两眼。”

  “他不让我去镇上,我就跑出来了……”

  建涛一只手向后给我竖了个大拇指,“行,我看你出息了。”他猛踩自行车蹬子,蹬得轮轴嘎嘎直响,真担心他把车链子蹬断。“你这样就对了,我告诉你,不能什么话都听他的,咱得像个爷们儿一样跟他干!”

  “什么是爹,爹就是用来造反的!

  “你不造反他,鸡巴蛋都扯不硬!”

  他一路开始给我灌输这些反动思想,似乎在为我的“离家出走”寻找着正当性。而我则一路上没有话说。我得说,建涛的出现多么及时,在我这个离家出走的戏码快要演不下去的时候,救了我的场。

  建涛建议我参加完公审大会就在原地等他,他回家取了干粮立马回来接我,还说下午再带我去个好玩的地方。我说我还想去看枪决。建涛则劝我不要去,说枪决没啥好看的,其实你都看不见什么,运气好点能听到枪声,运气不好就远远看见人倒下去了,连开枪声音都听不见,看那个干嘛呢。这都是小孩子才看的热闹,你都多大了,应该干些成年人该干的事情。建涛再次提醒我看杀人只是小孩子才热衷的,那什么是成年人该干的事情呢?

  公审大会在镇中的操场上举行。高音喇叭高高吊起,朝四面八方乱昂昂地唱歌。下面的人群早就形成巨大的漩涡,外围的人流不断被这个漩涡吸纳;可怕的向心力使它迅速膨胀,膨胀到整个院子没有一丁点空隙,以至于院子外面的人都被吸纳到墙上,屋顶上,天空中,然后落到树杈上。无数条混乱的大腿,组成移动的栅栏,矮小的我在这些栅栏的空隙里穿来穿去。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闯入漩涡的中心,那里竟有一片开阔的空地。

  空地上有一个台子,台子上一字排开的长桌后面坐满了人。一个人站起来讲话,所有人都拍巴掌,还有人大声叫喊,但更多的嘴巴组成一个低重音的声场,发出庞大的“嗡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漩涡里盘旋。这个声场像一个庞大的底座,衬托着那个讲话者尖细刺耳的高腔,在高音喇叭散播的空中,像缝纫机的针尖那样扎着所有人的头皮。

  我的旁边有身穿绿色制服的人,他们腰上都挂着一个牛皮做的大盒子,那里边就有我一直想看到的杀人工具。尽管这样,现场的秩序还是很混乱,人群在圈外像虫子一样乱走,不是你碰着我就是我绊倒你,伴随着大声的咒骂和哭喊。

  现在只是领导讲话时间,犯人们都还没上台。我在人群里艰难而无目的地移动,居然被人群推扯到主席台的侧后方。我看到了那些犯人,都在主席台后面的墙根下面一字排开蹲着。他们都穿着一样的黑棉袄黑棉裤,剃一样的青色秃瓢,捆一样的青绳,脑袋都老老实实地耷拉着,只有一两个敢拿眼睛的余光偷瞄着围观的人。我顺着墙根靠近他们,想看得更清楚些。他们胸前都挂着白色的纸板,上面写着一些字,有些纸板上的字还打了红叉,有些没有打。在他们身前还是那些穿绿色制服的人,一律戴着白口罩和白手套。

  过了很久,他们才被带上台去,每个犯人分别由两个绿色大盖帽钳押着胳膊。我在主席台侧面牢牢抓住一根木桩,站稳,不让人流把我冲走。一个个犯人从我身边上台,我数了数,整整二十三个人。大喇叭挨个介绍着他们的罪行,好像听上去每一个都是“罪大恶极”。一开始我还能听下去,到后来突然感到一种乏味,刚才还很专注的注意力居然开始走神了,我开始把眼睛转向人群,想找找有没有熟悉的面孔。刚才也许太过激动了,一点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却不仅手脚冰冷,全身都冷,而且小腹以下开始涌起一阵阵强烈的尿意,但是我现在完全没办法从人群里往外挤出,所以只能憋着,双腿交叉扭动,以图减缓尿脬内的沉重压力,时间越久,那里似乎也麻木了。

  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破坏公共财产罪、纵火罪、故意杀人罪……二十三个罪犯,罪名却就只有这几种……

  我在下面的人群里看到几个面孔熟悉的人,都是我们学校的。我尽量避免和他们产生对视,也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如果是以前,我的那些发小,他们不带我一起去某个地方玩,而我自己去了,我倒要故意让他们看见我,而我却假装没发现他们,我要一方面要显示自己的存在,一方面又要表现出对他们的不在乎——谁让他们就这么孤立我呢?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儿童心理?建涛说要做成年人才做的事情,隐藏自己算不算是成年人行为的一种呢?但如果他们真的看到我,就会知道我是自己来的,这就说明我不需要和别人搭伴儿,也能独自到镇上,这是一项成就。但果真如此吗?我仿佛又看到建涛嘴角不经意流露出的嘲笑。

  建涛在路上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个案子,就发生在他们村里,罪犯是他本家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在镇上任职,是主管计划生育的一个小官员,因为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开始嫌弃自己的老婆,竟然把老婆杀了,还把尸体放在厨房里,又把厨房点着了,制造出妻子在自家厨房因为失火遇害的假象。由于作案手段实在不值推敲,这样的案子很容易就破了的。他那个哥哥很快就在汶河滩上吃了一颗枪子。建涛作为族人本来是去那里收尸的,结果居然和公安发生了抢尸事件。族人当然没有抢过公安,尸体被枪毙他的人又拉走了,剩下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只是他亲眼看到了一个人被击毙后的样子,感到非常恐惧,又恶心,为此难过了很多天。建涛说,他以前也看过杀人,但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认识的人被杀死,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想看杀人了。

  公审大会陷入漫长的沉闷,但是操场上的人却不见少。此时喇叭里突然传出一项新罪名:流氓罪。主席台正面的人瞬间发出一阵惊呼,一些人毫不避嫌地大声嚷嚷着:“女的,这是个女的!”

  我在主席台的侧面,什么都看不到,只好支棱起耳朵,不放过喇叭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一些词汇:犯人某某某,长期和多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聚众淫乱……正面的人随着罪行的公布,率先发出巨大的哄笑、口哨、和嗷嗷叫的声音,接着有人开始往主席台上扔东西。一些中年妇女在台下大声咒骂:“不要脸、臭婊子、烂货、偷野汉子的破鞋底……”而年轻的学生则拼命地吹着口哨,大喊着:“女流氓,女流氓,女流氓,嗷嗷嗷!”我在侧面,女流氓长什么样,我一点都看不到,我后悔自己没在正面抢占好有利位置并且站稳脚跟,而同时,我尿急得更加厉害了。

  大喇叭再次唱起歌来,这是大会结束的信号。人群像大爆炸一般开始散开,漩涡急剧地骚动。远远地听见大卡车发动的声音。那些犯人开始一个个被押着往台下走。我再次死死抓住那根木桩,我想要看清那个女流氓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中间还有个女的?

  一些犯人的后脖领子里已经被插上木牌,名字上打着鲜红的叉号,这些人马上就要被拉赴刑场了。犯人一个个走下来,有的已经不是被押着,而是被两个戴口罩的人抬着胳膊,双腿耷拉着被拖下主席台。他们的脸照例是被狠狠地往下摁着。我正好是仰着头往上看,与他们正脸相遇的时间只能以秒计。令人失望的是,我好像并没有确切看清哪个是女流氓。他们都剃着秃瓢,都穿着一样的囚服,很短的时间里很难看清楚。我只有在人群散去,还在愣神的当儿,似乎记得有一双眼睛和其他囚犯不同,但是那双眼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也说不上来。那双眼睛似乎瞟过我一眼,我们有极为短暂的对视,但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的幻想。只是这双眼,就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又没办法去描述它。

  犯人们很快装满了卡车。卡车分开人群,向大路上奔去。

  “到河滩去了。”人们喊着,跟着冲向大路。我跟着人群走,耳边听到他们的议论。

  “女流氓也死刑,太可惜了……”

  “谁说不是呢,这判得太重……”

  “哎哎……我之前在县城里还见过她……”

  很多人骑着自行车追赶卡车。那几个我认识的家伙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只是下意识地朝着卡车开走的方向跑,但很快卡车和那些骑着自行车追逐卡车的人都没有踪影了。大路上的人稀少起来,人们渐渐走散。我忘了和建涛的约定,像条野狗失魂落魄地走在公路边积雪的泥水里,又冷又饿。

  我停下来,望着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人,拼命辨认他们的脸,渴望能认出一个哪怕只是稍微有点面熟的人,这样我就可以搭他们的车走上一段。如果运气好,遇到同村的人,就可以直接回家了。想要赶去河滩枪决现场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回家。

  终于,那张熟悉的脸被我辨认出来了。他车前把上多了一个包袱,我猜那就是他从家里带的干粮。

  “你小子怎么没等我?我还以为你跟人去河滩了呢。”建涛一定看出了我的狼狈,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解开挂在车前把的包袱,从里面拿出一个白面馍塞进我手里。“饿了吧,快吃,这是我妈刚蒸出来的,应该还有点热乎气。”

  我没跟他客气,就站在路边使劲往嘴里塞。他等我吃完一个馍,又给了我一个。一边等我吃,一边问我今天公审大会的情况,我给他讲了女流氓的事儿。

  建涛说他知道那个女流氓。我很惊讶,他怎么会知道县城里有个女流氓。一提起女流氓来,建涛忍不住洋洋得意起来,说她有很多故事,以后再给我讲,我们现在得去另一个地方。

  我连吃了三个白面馍馍,身体又有劲儿了,也不再问他去哪里,直接蹦上车后座。我知道回去必然会面临来自父亲的一场暴风雪,索性让这暴风雪再来得晚一点吧。

  化肥厂距离镇子有四五里地,骑车也就十几分钟。建涛说他有个发小叫喜子,父亲在化肥厂烧锅炉,所以他要带我去锅炉房找喜子,先洗个热水澡。

  在乡下,冬天想要洗热水澡实在是太难了。很多人一冬天捞不着洗上一回。村里有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他们过一段时间就会带自己的孩子去锅炉房洗澡,一冬天能洗个两三次算是很不错了。我父亲虽然在化肥厂也有认识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带我来过。就这,也需要“关系”,我爸似乎不愿意为这点破事动用他的“关系”。

  唯一一次洗热水澡的记忆是在村里的油坊。漫长的冬天,精壮的男人们没事干,就到油坊里去彻夜干活,每个人都脱得赤条条的,在里面榨油。在油坊里,除了能洗热水澡,半夜还能吃到用新榨出来的豆油大锅炖炒出来的大白菜。白菜和油都不限量,想吃就去锅里盛。我对那些光腚男人撅着屁股榨油的记忆,以及光着腚围在一起吃大锅炖白菜的记忆无法抹去。那些男人的身体,或年轻或老迈,或精壮或老迈,或硕大或瘦小,一双双沾满豆油的手,时不时挠着胯下乱蓬蓬的毛发,说些谁家娘们的骚话,翘子就不约而同地翘起来。他们还时不时揪住我们这些小孩的不放,嘲笑我们都是没长毛的小鸡仔。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就再没有去过,宁可一冬天不洗澡,也不想再进那个油腻腻的地方。当众裸露的羞耻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空气里越来越浓烈的氨水味和地面上越来越深的用煤渣铺盖的道路告诉我,化肥厂就快到了。抬头侧前方,隆冬被深雪覆盖的麦地深处,隆起的那一大片起伏的黑色钢铁罐子,高大的烟囱和低矮的楼房,那就是化肥厂了。乡下孩子离公路远,大人每次骑车经过这里,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深呼吸,迷恋那大卡车尾气的味道,以及这骚臭中带着一股清甜的氨水味。就是氨水的味道,每次经过这里,昏昏欲睡的我精神都会为之一振。

  我们绕道后门进入厂区,在一座山一样高的煤堆后面,找到锅炉房。进门的时候,一个大爷正推着一个手推车往外走。建涛赶忙打招呼,叫了一声:“大爷。”

  “喜子呢?”建涛问那大爷。

  “喜子在里面洗澡呢,你们这帮浑小子,又来蹭我的热水。”大爷没有嗔怪的意思,自顾推车出去。建涛带我绕过那个巨大的锅炉,走了半圈,来到浴室的门口。

  整个锅炉房燥热不堪,建涛随意打开一间很小的房间,没有窗户,里面有张床,应该就是这个大爷值班的地方。我看他开始脱衣服,愣着没动。

  “赶紧脱啊,你不热吗?脱干净直接进池子。”

  我这才明白什么意思,也开始脱衣服。

  “咦,还没长毛嘛!” 建涛看了看我下面,不怀好意地笑。

  “滚蛋。”我觉得现在骂脏话是最妥帖的表达方式。

  雾气蒸腾的浴池,进去后半天才能看清里面的状况。房间并没有想象的大,顶多有教室的三分之一大小。浴室四面都贴了白色瓷砖,只有一个小的玻璃窗,稍微开了一点缝隙。中间是一个方形的池子,两面靠墙的地方各有一淋雨的龙头。不大的池子里足有七八个人在里面泡。那水已经很污浊了,浮了一层青灰色的沫。

  建涛喊了声:“喜子。”池子对边有个胖乎乎的家伙,在水里露出肩膀,朝他挥了挥手。建涛和池子里的人都很熟的样子,大家都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喜子就问建涛:“这个小生瓜蛋子是谁啊?”建涛帮我做了介绍,他们都没把我当回事,继续在池子里各自搓泥。

  池水很脏,但毕竟是热水。我一进池子,就觉得原本身体里的寒气开始从脚底往上涌,不一会儿鼻子里就有鼻涕流了出来。建涛说,你别急着搓泥,先泡泡,泡一会儿就好搓了。那些人都带了肥皂进来,我什么都没有,只好坐等水先把我泡软。一边泡,一边听他们说话,似乎说到今晚职工之家舞会什么的,还提到一个叫梅姐的,说洗完澡就去找梅姐玩。又说到今天的公审大会,那个女流氓。这里面有几个人也去了公审大会现场。一说女流氓,喜子突然在水里捉住一个人:“你看,一说女流氓,他翘子就硬起来。”大家照例都嘻嘻哈哈地,站起来比谁的翘。喜子就问我:“嗨,小孩儿,给我看看,你硬了吗?”

  澡堂里温度太高,又不通风,我感到缺氧,恶心,想要呕吐,身体也发麻。趁着还有一点力气,赶紧把那窗子开得再大一点,匆匆搓洗了一通,也没等淋浴就跑出浴室。穿好衣服,走到锅炉房的外面,深吸了几口外面冰冷的空气,呼吸才顺畅了一点。我围着锅炉房外面的小路走了一圈,绕到了浴室的正门,进进出出的有几个女孩子。

  我看到马冬梅从浴室里出来。桃红色的毛衣,没穿外套。洗脸盆顶着她的小腹,另一只手抚弄着自己还没有全干的大波浪头发。我们就这样打了个照面。

  “你也来洗澡啊。”冬梅看见我倒不显得惊讶。

  我走近她,闻到她身上有股清甜的香胰子(香皂)的味道。脸盆顶着她的小腹,把她胸前两个肉球衬托得很大。

  “嗯嗯!”我只是讷讷说了这一句。

  马冬梅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看着她趿拉着拖鞋的背影,突然问了一句:“你今晚是不是来跳舞?”

  她只是回头朝我笑笑,消失在道路的拐弯处。

  这时建涛也出来了。我说,我刚才看见马冬梅了,她可能晚上也会去跳舞。建涛说,我日,怎么会这么巧,晚上有得看了,不过今晚我们和梅姐一起玩。

  “还有更巧的,梅姐也叫冬梅。”建涛说。

  化肥厂宿舍区,几排两三层的水泥小楼。我们在其中一座小楼下车,爬楼梯一直到第三层。楼梯和楼道里堆满煤球大白菜,还有一些住户在过道里摆着煤气灶,走廊的外侧是水泥栏杆,栏杆上面扯着晾衣绳子,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敲门之前,已经听到里面嘻嘻哈哈的笑声。

  建涛轻轻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个穿皮夹克的小胡子守在门口,从建涛一直打量到我,小胡子轻轻打个呼哨,拍拍建涛的肩膀,就让我们进来了。

  屋子里总共有五六个人,有两三个是刚才在浴室里见过的。穿上衣服之后,又都不认得了,其中那个胖乎乎的喜子还算有点印象。

  “建涛今天带了个新朋友噢。”喜子说,“还是个生瓜蛋子,我看过了,还没发育呢。”

  大家发出哄笑。

  有人就问:“建涛,你咋带个小孩来?”

  建涛说:“这是我小弟。”

  “你看咱们建涛都带小弟了,出息了。”

  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女的。半身遮在被子下面,上身靠着床头,一身鲜艳的翠绿色高领毛衣。她的头发也是湿的,一看也是刚刚洗过。她正歪着头打理自己的头发。

  床头的木桌紧靠窗户横摆着,桌面上铺的是旧报纸,除了堆满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一台特别显眼的录音机,两个喇叭的那种。录音机边胡乱堆着几盒磁带。

  “建涛你手里提的什么?”有人问。那人将建涛手里的包袱夺过去,打开来看,馒头已经冻得很硬了,在包袱的另一层里,还有一个玻璃瓶子,盛的是咸菜。

  “嘿,建涛,这干粮来得可真及时,我们都没吃饭呢,来来来,大家快来啃两口,垫垫肚子,不然晚上跳舞没劲儿哈。”

  梅姐白了那男的一眼:“这是人家建涛回家拿的口粮,你们吃了建涛吃什么?我这里有饭票,待会你们都去食堂打饭去。”

  那人就笑嘻嘻重新把包袱包好,放在桌子上:“我就开个玩笑嘛。”说着递给建涛一根过滤嘴香烟,建涛老练地抽了一口。

  “来,那小孩,也给你一根。”他作势也要给我递烟,我没有接。

  梅姐又白他一眼:“干嘛呢你?”那家伙笑嘻嘻地将那支烟夹在自己耳朵上。

  屋子里只有一把椅子,被穿皮夹克的小胡子坐了,还有两个坐在梅姐的床沿上,剩下的要么屁股靠着桌子站着,要么靠墙站着。梅姐朝我招招手:“来,过来做。”她拍拍床沿。但我依旧站在门边,一动没动。和梅姐目光相交的一瞬,又马上躲开了。坐在床沿儿的家伙借机往梅姐拍打的位置上蹭,以图靠近梅姐,被梅姐被子底下突然飞出的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哄笑起来。

  “从哪儿带来的小弟啊?”梅姐问建涛。

  建涛对梅姐一脸谄笑:“梅姐,你不认识他,但肯定认识他爸。我们学校最厉害的那个老师,外号叫大锤的。”

  那几个男的啊啊大叫起来:“大锤的儿子啊!乖乖,怎么被你弄来了?”

  听到这些人在我面前毫不顾忌地喊父亲的外号,我很恼火,可是又发作不出来。我想我至少应该摔门而出,表达抗议。但这想法也只是在脑海里闪了一下,我什么都没有做。

  这里很暖和,我说服了我的怯懦。

  建涛用手摸着后脑勺,咳嗽了一下。我一看他这个动作,就知道他可能不会放什么好屁了。果然,接下来他对我今天的事情进行了一通编排,把我说成了一个不堪大锤暴力离家出走的小孩,而他则成了一个雪地里突然出现的英雄,把快要冻死在雪地里的我拯救了下来。“这冰天雪地的,好歹半道被我撞见了,不然死都不知道死哪里去。”

  “为这点儿破事就玩离家出走,倒是块好料哈。”小胡子发出哧哧的怪笑,像个老鼠。

  “当大锤的儿子,也怪不容易的;如果是我,早跟他干了!”有人说。

  “你就吹吧,当时教你的时候,也没见你干啊!”有人又嘲讽他。

  “你们不知道,这孩子被他爹看得死死的。比我们小不了几岁,到现在都还没发育。”建涛在众人面前越来越得意,继续拿我开玩笑,“所以我就想带他来和梅姐认识认识,让梅姐好好教育教育,开导开导……”他一边说一边朝梅姐挤眉弄眼。

  梅姐说:“你小子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我看最需要教育的是你!你过来——”

  建涛真的屁颠屁颠凑到梅姐跟前去。

  “把脸伸过来——”梅姐伸手打了建涛的脸一下,虽然很轻,还是能听到那清脆的一声“啪”。被打的和围观的又都很快活。“滚一边儿去!”梅姐笑着挥挥手,建涛揉着自己被打的那半边脸,笑嘻嘻退回到我身边。

  “梅姐,本来就是嘛,你不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都是因为大锤,这家伙在学校里没人敢跟他玩,你说大锤他是不是很过分?”建涛继续分辨着,其他人则纷纷拿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刚从马戏团里逃出来的猴子。

  “你懂个屁。人家这是保护自己孩子,不然早跟你们这些人学坏了!”梅姐说。

  “梅姐,我们以前可都受过大锤的气啊,你让我们出出气嘛。”

  “你们那是活该。”

  “今天咱们梅姐突然圣母起来了,怎么有点护犊子的感觉呢?”皮夹克小胡子又龇着牙笑。他一直做出一副深沉有力,暗中掌控整个局面的样子,不太说话,但总是力争每句话都能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与梅姐关系的特殊。

  “老娘想圣母就圣母……”

  “……还是喜欢梅姐想流氓就流氓的样子。”皮夹克小胡子趁机离开椅子,坐到梅姐床沿儿上,试图去抓梅姐抱在胸前的手,被梅姐一把推开。原本屁股靠着桌子站着的那个,迅速占据皮夹克小胡子原先坐着的那唯一一把椅子。建涛见那桌子的位置空出来了,趁机就把自己屁股靠过去。

  建涛开始摆弄桌子上那台录音机,从桌子上找了一盒磁带,放进去,接着响起磁带转动的嗞啦嗞啦声。迪斯科曲风的前奏响起,建涛的身体跟着乐曲的节奏轻微晃动起来。此刻的冷场正好需要这样一段乐曲来填充。我听过这首歌,是《路灯下的小姑娘》。

  有人开始跟着哼唱,有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有人的脚下意识地打着拍子,有人仍旧默默抽着自己的烟。我双手插在裤兜里,还是像刚进来那样倚着门,什么话都不说。音乐能够带出某种情绪,供每个人暂时陷入各自的世界。我脑子里一直回放刚才梅姐打建涛那一巴掌的情景,竟然下意识地摸起自己的脸来,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些燥热。

  皮夹克小胡子这时已经把胳膊垫在梅姐背上,他重新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放进梅姐擦了口红的唇间,梅姐没有拒绝。我看见梅姐很熟练地用手夹住那支烟,缓缓从鲜红的唇间吐出几个烟圈,她的目光跟着那几个烟圈不断上升,明亮的烟气在她的头发上升起。小胡子的胳膊从她的背后往下揽住她的腰,脸几乎就要贴上她的脸,又被梅姐推开了。他似乎不甘心,想继续玩贴脸,梅姐尽力往下弯曲身体,不让他贴到。两人就那样抱在一起,笑着,在床上扭做一团。梅姐再次从被子里伸出脚来,把皮夹克小胡子从床沿上踢开。这次我看见了梅姐露出被子的脚,小腿肚上半截白色碎花的秋裤。

  歌声继续,现在是叶倩文的《祝福》。我还是站在门边,歌声听得入神,脑补的是电视里同名曲MTV的画面,好像是在一大片白色的沙滩上,又像是在云雾蒸腾的干冰舞台上,更像是在一个洁白的席梦思大床垫上,同样一身白衣的叶倩文从雾气中抬起头,巨大的耳坠在两边摇晃,一手托腮,一手挠着稍嫌凌乱的乌黑的大波浪,先是低头沉思好像回忆着某事,微笑,皱眉,摇头,继而抬头,双眼望向屏幕的正前方……刚刚摆脱了皮夹克小胡子的梅姐此时坐在她那狭窄而凌乱的小木床上,也在整理她的乱发,几乎和我脑海里的叶倩文同频,抬头,突然朝我这边扫了一眼,竟有一刹那的无措,拾起枕边的小镜子。

  小胡子重新坐回属于自己的椅子,原先坐在椅子上的家伙又把建涛撵走。靠在墙边的一个男的趁机坐到梅姐床边去了。他直接把手伸进梅姐被子,要去捉梅姐的脚。梅姐双手抱膝把腿护住,用脚从里面踩住被子,不让他捉。皮夹克小胡子见来了帮手,便再次坐过去,重新从后面搂住梅姐,手从毛衣的下摆伸进去。梅姐双臂使劲夹紧,试图阻止他往前的手……

  “够了,都滚一边去,把录音机关掉!”

  没有人听到她喊,但是我距离最远都听见了。我终于迈动双腿,走到桌边,抬起手指,按下录音机的暂停键。

  “快看,这小孩儿会动!”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他们都看向我,好像在他们眼中,我一直是个木头人。

  音乐停了,那俩人从梅姐床上下来了,重新回到各自的位置。我也回到了自己的老位置。

  有人谈起上午的公审,说起那个被判死刑的女人,他们都认识。皮夹克小胡子说那女的以前经常来化肥厂跳舞。“不过,这判得也太重了,怎么就会是死刑呢?”有人说。

  “什么是严打,就是从严从重……”

  门被敲了三下。

  大家都吓一跳,梅姐手里的小镜子都掉被子上了。梅姐给皮夹克小胡子使了个眼色。

  进来的人是喜子。大家都很纳闷,喜子不是一直在屋里吗,根本没人看见他什么时候出去的。

  “梅姐,今晚舞会没戏了。”喜子叼着一根烟进来,垂头丧气的。

  “怎么了?”

  “我刚才去上厕所,听人说县委书记来了。”

  “这骚逼又来了。”皮夹克小胡子咒骂起来。

  接下里又是一阵七嘴八舌,大意是这样的:“咱们厂长快升副县了……不然你看咱们职工之家怎么突然装修得这么好,还买了宇宙灯,新添的音响、灯光、镭射都是香港货……书记是省里下来的,时髦,喜欢跳舞,还特别喜欢搂着咱厂长跳……谁让咱厂长人长得帅呢?……这娘们隔三差五地来,还说是什么视察工作……厂门口那个欢迎县委领导莅临视察的条幅就没扯下来过……”

  “梅姐,职工之家咱去不成了,今晚咱去看录像吧,厂长的司机小刘那里有台录像机,很多录像带都是从省里带来的。”喜子说。

  皮夹克小胡子有不同意见:“那个小刘可不是什么可靠人啊,他那张破嘴,什么话传不到厂长耳朵里去。我看不如就在梅姐这儿玩呗,听听歌,说说话。这里也能跳舞……”

  “去去去,老娘还不知道你那点脏心眼子。”梅姐啐了他一口,又对建涛说:“天不早了,你把小弟送回去吧,改天咱们再聚。”

  建涛不情愿:“梅姐……我今天好不容易放个假……”

  “快去!今天都散了。”梅姐的声音不容置疑。

  建涛抓起包袱,带我下楼,嘴里嘀嘀咕咕的:白瞎一天……他把包袱重新挂上车把,打开车锁,正要飞身上车。梅姐却又出现在三楼走廊的栏杆处,身体靠着护栏向外前倾着,喊住我们。

  她没有穿外衣,仍旧只是那件高领的翠绿色毛衣,下身也没有穿裤子,只是被子里那条白色碎花的秋裤。

  “哎,小弟,回家好好跟老师说,没事的。”没想到她出来是专门和我说话,她嘴里的老师,我知道是指我的父亲。看着她的眼睛,

  我已经蹦上车后座了,她又追了一句:“小弟你不会骑自行车吗?”

  我不好意思地点头。

  “那等你学会骑车,再来找我玩吧。”

  这年之后的春天,我刚一学会骑自行车,就借了辆来找梅姐玩过一回。很不巧,那天她刚好有班,不能陪我,就让我在她宿舍里自己玩。梅姐说那些书和磁带可以随便听,还说看书看累了就躺床上去,晚上下班的时候她会从食堂打饭回来给我吃。

  梅姐走后,我一个人觉得很无聊,但是又没有地方可去,就打开她的录音机听歌,在她的房间里转着圈子。她的房间很小,没有什么摆设,但是很干净。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进门一侧一个铁制的放洗脸盆的架子。桌子上除了一台录音机,就是一些瓶瓶罐罐的雪花膏,排列得很整齐。桌面中央是一堆旧杂志,稍微有点乱,像是经常有人翻动的样子。那些杂志的风险清一色都是大波浪女郎的搔首弄姿。我随手拿了一本胡乱翻看,那些果然都很吸引我。看着看着,我就歪到床上去了,还是躺着看更舒服吧。一本看完再换一本。当我半躺着打开另一本杂志的时候,什么东西从杂志里掉下来,正好砸在我脸上。我以为是梅姐夹在杂志里的植物标本,谁知竟然是一只避孕套。火辣的杂志文章和突然掉出来的套子,让我浮想联翩起来。不知不觉睡着了,做了些乱七八糟的梦,醒来后天都黑了,也不知是几点钟。我看到桌子上的饭盒,打开,里面是两个已经压扁的馒头,还有一份菜。知道是梅姐回来过,给我留了一张字条,说我睡得很沉,叫都叫不醒,她今晚有事,不能陪我,让我吃完饭就回家,有时间再聚。

  建涛给我说过一件梅姐的事。原来我父亲之前教过梅姐,是她初三班主任。她原本学习不错,可以考个中专,只是那年没发挥好。对农村人来说,能考上中专就是跳出农门最好的机会了。父亲觉得她如果再复读一年,机会很大。她也很想复读,无奈父母不同意。我父亲为了说服她父母,去过他家几次也没用。后来梅姐赶上化肥厂招工,才考进厂里来。

  多年后,我考上县城的高中,又遇到梅姐,那时她已经是县迎宾馆的服务员。我们学校和迎宾馆离得很近,我偶尔会去宾馆找她。我很好奇梅姐是怎么从一个化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变成县迎宾馆服务员的,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天建涛和我回去的路上,一直问我是不是也觉得梅姐漂亮。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也一定要我赞同这个观点。我一路都没怎么跟他说话,还生着他在众人面前瞎编排我的气。

  但我也没有就此回家,而是和他一起回到学校,我依然没有想好怎么面对今天的负气出走。晚自习时间,学校停电了,寄宿生都在教室里点着蜡烛打闹聊天,气氛居然让人感到无限温馨。但我现在只想回家喝一碗母亲做的热汤。只是仍然没想好怎么回家面对家里人,面对这一天狼狈不堪的负气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