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下雪是在夜晚

李头 

  小雪像空中的陌生人

    ——比利珍

  立春以后,下了年初的第一场雪。

  晚上临睡前,我们坐在阳台窗边看外面。雪已经有些大,不及鹅毛,却也有一簇簇的,院落里的灌木和车辆上已经盖了薄薄白白的一层。她卸了假牙和我说话,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转过头看她。我早知道她满嘴都装了假牙,却是第一次见她因失去了牙齿、嘴唇往内凹陷干瘪的样子。几乎是另外一张更残忍的脸。她一口气说了很多,事件和事件间几乎没有联系,但她说得自然而顺理成章,像是她早把见到我要说的事情都列好了提纲,但我知道她没有。她几乎能说出事情的大部分细节,说起别人说过的话便隐约学起那人的语气和口头用语,也说自己看过的那些幻觉。总是说得我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天黑后我才找到家,整个家属院和前年回来已有大不同。前门依旧在动工,天气冷,土都冻在地上,但走过去还是粘到鞋边和裤脚。年还没有过完,周边正在施工的高楼、围绕它们的纱网和那些金属支架都安静地伫在原地。四下无人,只有远远投来的淡黄色灯光。我朝记忆里她住所的方向走,院子里昏暗,我有些吃不准她住的具体位置。她的阳台在三楼,这我知道,前几次白天回来,她会打开阳台窗户,探出头看我。但此刻已经快七八点,对她来说已经很晚了。我抬头看向那片阳台,里面的灯都关着。

  犹豫了一会,我朝最熟悉、最不可能出错的那扇单元大门走去。门口的对讲机是坏了的,门锁也是,一推门就开了。似乎前年就是坏的。这加深了我的信心。楼道里一片安静、漆黑,这让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仿佛已经十分晚了。压低步子,慢慢走到三楼,看见熟悉的那扇寡淡的铁门。没有春联和看上去鲜艳并带着一丝廉价和琐碎感动的贴画。但却也没有先前贴过装饰的胶水、双面胶的痕迹,是被仔细清理过的。干净,突兀,就这么摆在每一个经过的人眼前。

  想按下门铃,又怕吵到她,一时便停在原地。门却从里面打开了。

  是她把门打开了,屋里没有开一盏灯,没有灯光从她背后打来,让我借着它们看清楚她的轮廓和部分面孔。在此刻,她的脸,被她周身紧裹的黑大衣和周围的黑暗映衬成了唯一模糊的光源。她脸上的褶皱和斑纹在暗淡光线里都淡起来,似乎变成了二十年前,我在半夜醒来看见的身旁的那张脸。但我知道更明烈的光线亮起来以后,那倒退的二十年又会被立刻剥夺,连同她的胖和视力。

  我被她迎进门,跟着她,慢慢走向沙发。短短五六米,不敢超越她,就默默跟着。我在心里想了些话,又觉得说不出口。怎么听到我上楼的?是不是在睡了啊?坐好后我问她。她说她就坐在阳台上,看见我终于出现在院子里,就估摸着时间,过来开门。她还是那么爱想事情,并精于计算。

  接下来我忙碌了一阵,放置随身物品,洗澡,吃了点东西。她出来帮我关了一次厕所的灯。其余时间都开着房门,坐在床上听收音机。音量很大,我甚至连因为频率没有完全调准、广播里的那一丝沙沙声都听得清楚。饿的肾,沙沙,用了你们产品三个疗程,沙沙沙沙,真悠效。她大概也不在意广播在放什么?要问问她都有什么好听的节目?似乎也不是什么值得聊下去的话题。

  我们以前是怎么说话的?现在我看着雪,一边听着她说。偶尔应两声,都是可有可无的话。但这样面对面交谈,比打电话好多了。有时候,我们通电话,我想到一个事情,碰巧她也想说,便一同出声,又一同立刻停下,想让对方继续说,便是一阵沉默。这是有默契还是没有?但转念一想,在我的爷爷去世以前,她都不是电话里的主角。有时候我的爷爷自觉占用了过多通话时间,叫她来,也只是轻声说两句,很少有彼此相对完整的对话。但她不是不爱说。她似乎变得更爱计较了,她和我抱怨子女里谁来看她最少,谁老是提她的房子。但她更爱说她年轻的时候,和人跳交谊舞,在院子里大笑,说到后面,她起身到屋子里,给我示范交谊舞的某个动作。她确实还能一只脚点在原地,另一只脚轻轻探出,领着身子转大半个圈。我怕她摔倒,让她别再做。她自己也知道,又和我说她母亲,因为摔了一跤,只活到九十二岁的事情。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八十几呢,我不太清楚,我似乎只记得我的爷爷的生辰和忌日。

  后来她说累了,或者是长期规范的作息要求她到了要卧床的时刻,便又拿着收音机回到床上。我还在阳台上,窗檐处有几盆我的爷爷生前养的仙人掌和蟹爪莲。还有一盆最大的我叫不出名字、和前两者都有些类似的植物,枝叶已经长出好多,沿着窗户内壁,一直蔓延到阳台地面上。往年这时候已经要回温了吧。但此刻竟刚开始下雪,似乎还要大起来。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一整个冬天,她都过得舒服,不会因积雪太大、路面打滑等原因无法外出。外面的路面已经看不见一丝泥土的颜色,全被雪盖满了。她这几年总会说,要再熬过几个冬天。似乎她已经习惯用冬天计算自己度过了多少年月,会有哪一个冬天把自己终结。

  屋里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怕灯光透过门缝干扰她,于是我也没有开灯。手机因为漫游费用高的原因,浏览了一会网页新闻就停机了。于是算是彻底"与世隔绝"了。我索性躺到床上去。北方冬天的室内果然不冷,暖气烤人,只好起身倒了次水喝,又脱剩一件背心,躺回到被褥里。一路颠簸,如今躺好了,又觉得四周还在轻轻摇晃。我听见细细的脚步声,开始以为是听错了,后来她就推门进来。不知道她的来意,但她似乎径直走向我床尾的书桌处。还是不要打扰她好?我维持好原先的呼吸,尽量不发出动静,让她以为我还在睡。她眼神不好,我索性睁开眼睛看她。她从桌上拿起一个四方镜框,摸弄了一下就搂着它小心关门退了出去。她是怕我反感那东西放在我房间里?可怎么会呢,那个镜框里她和我的爷爷端坐一起的半身照片,我一进来就看到了。

  一晚上梦到些和我希望梦见、或是害怕梦见的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心里有些失落。我上次做恶梦还是在半年前,我去世的爷爷,面目狰狞捧着电话机,叫我给他发送短信。可那算恶梦么。她一早上都没有来叫醒我。甚至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我的一部分思维都已经清醒过来,时刻预防着她会直接推门进来,对我训几声话,好立即睁开眼睛,告诉她我早已经醒了,早就清醒了。可她似乎一直没进来,于是清醒的思维又浑浊下去,等真正完全醒来已经是十点过半了。

  屋外还是静悄悄没有声音。我推门出去,在早晨灰蒙蒙的光线里,我得以看见室内的全貌。比起她原先住过的老房子,确实要大太多了。三房两厅的布局,厨房就有十来多平米。这庞大的空间,由她一人来居住、支配,已经太足够了。室内的布局保有她一贯朴素细致的作风。入门的玄关处铺满白色的薄布,有些斑驳和发灰,但我想在她迷糊的视线里,应该是干净、暂时无须清洗的。那些边缘处破碎开线的层叠的纱布和厨房里她用来盖在饭菜上防蚊虫的布应该是同一种,她会一丝不苟记住任何一种物品的新旧程度,并辨认出它们该属于何种位置。而当地上这些纱布再也无法洗干净,它们绝还会有新的位置。室内的家具、桌椅都保持着相同色调,尽管对于硕大的室内空间来说,它们的尺寸都还太小、太过局促。椅子大部分是由藤蔓编织而成的,上面铺着两三层垫子和衬布。这些纺织物对于她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地面是土黄色的木地板,她买了电视广告上最新型的拖把,但地面并不干净。我的另一个亲戚铺置了相同价位和规格的木地板,由于时常擦拭,竟逐渐渗出一层木头特有的棕油,这让地板看起来更加幽深有光泽,而彼此之间的缝隙也逐渐变得浅淡。对比之下,她尽力维护的木地板还是粗糙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厕所和客厅的管道与暖气片时常漏水的原因,一些地板变得凹凸不平,其间的缝隙也突兀出来,落了一些擦不出的灰尘。

  我环视四周,她不在。我想起她走路的样子,每走一步她都仿佛要缩小一点。她爱在清晨散步,但外面刚积了雪,这种天气她是不会出门的。和我去世的爷爷生前一样,他们十分惜命。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外出散步或在屋里扬手来回折返,规律,和习惯,这是他们决不会打破的东西。他们按时彼此给自己量血压,电子的,数码的血压仪放在床边的各个桌上。

  是为了我么?每次回来,我都必定去买家属院门口的那家小店做的凉皮。调味料只有盐水,和油泼过的辣椒,但从来也吃不厌烦。她告诉我城里的农民曾种植大烟,而当地的辣椒里都会掺入搅碎了的大烟壳粉末。她还知道更多食物方面的事情。譬如在初春的时候去城墙根处挖唧唧菜,在落雨后的泥土里寻找地软,把新鲜摘下的槐花撒上面粉蒸熟。她做饭的功夫也随着年月增长逐渐衰退了?现在她几乎不做什么,掌握不好味道,火候,也嚼不下去。我又想起她失了假牙的嘴巴。我来回走动,给她的手机打电话,但铃音在屋子里响起来。她去了哪里呢。

  她又似乎哪也没去,我从床上醒来,她正在厨房摊面饼。屋子里的暖气片着实太烤人了。嘴巴里又苦又疼。我怎么又娇气起来了呢。屋外面飘着雪,打开阳台门就会涌进来一股凉气。但室内暖和的只需要身着单衣就好。比起缺少供暖、面对潮湿阴冷天气只能挺着身子硬抗的南方的冬季的情形,这里要好太多了。我去厨房接水,她的面饼已经烙了好几张。不是蒸和煎烤的那种面饼,是柔软的面糊,倒在她专属的、一块圆形的平滑油腻的厚片上(她管它叫“烙子),面糊里面加了韭菜碎和鸡蛋液,烙好的面饼软、黏,但是淡,几乎没有咸味。我揪下一块偷吃,因为刚刚做熟,面饼焦脆的边缘带着烫舌头的热度,吃起来十分清香。但热度退却,就变为一滩成了固体的缺少调味的面糊。她以前做得可比这好吃多了。抑或是那些儿时吃过的美味因为年月久远,变成了一种能够麻醉自己记忆的幻觉?

  她见我偷吃(其实早该习惯了吧),嘟囔了两句,她说你小时候那么规矩,我和你爷爷不上桌,你绝不动筷子,现在咋成了这样。还有拖鞋,你以前,我的,你的,都摆得整整齐齐。我一边继续吃,心理也微微冒出了火。我们的关系,绝对不应该是你训话,我就在一旁听。我需要反驳,甚至和她斗嘴,这代表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但我要怎么说出口呢。最后便笑了两声,退出厨房。

  我们都不明说,但经过每一次长时间的彼此分离,再相见,彼此心里应该都会把此时两人相处的现状,和在儿时我们长期居住那时候的事情,不断进行着比较。我不够听话了,我邋遢了,我不爱运动也不再骑在她身上(真难以想象这个画面)给她捏额头(因为她总是头疼,给她捏额头是她自己发明的,为了缓解头疼的一套动作)。我的变化是逐渐的、随着长大缓慢滋长出来的。而她的改变则更明显,大约有一个更分明的刀刃,把她一两年前和现在的生活劈开成两个部分。有一次,我从上学的地方给她(更多是为了我的爷爷)打电话。是她接听的,她说我的爷爷咽喉不舒服,就不说了。我像平常那样叫她,她总是会稍微笑一笑,或者对我说一句,你再给我笑个听听,但那次她没有回应,再说几句后,竟挂断了电话。我很少有对他们强烈倾诉的欲望,但我不挂断,他们就总在电话那头等着。那次通话后接下来的几次通话,接听的都是她。她的声音里似乎少了一丝洪亮,多了一丝胆怯(可我那时不知道她在怕什么),尽管她的音量不小(耳背的人说话多少会大声些?),但就像金属立柱变成了弹簧,我总觉得她的声音音节里有些地方在悄悄打滑。又再通话几次,她的声音、语气、音调仿佛就这么固定下来了,似乎她从来没有像从前那样说话过。

  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用我的名字(是一个单字)直接呼唤我,或是在最亲密是时候用我名字的叠字(后面加一个轻滑的“啊”),大部分时候,她开始叫我的名字,或者直接说一句,是你啊,电话来电显示怎么看不懂啊。我每次都会解释,那是因为这是网络电话,来电显示可能会是乱码,但她似乎已经习惯了,仿佛“是你啊”,和“来电显示看不懂”这样的话放在说话开头,就是在表明,她是在叫我。

  她的语气大概是无法再动听起来了。就和她因为衰老、掀起褶皱的面容无法再做出细微的表情一样。她还是会在我临走前给我钱。但似乎很少对我笑了。我小时候,有一次去外婆家住了三天,她做了好吃的炒面,还和外公一起偷偷教会了我打三人的麻将。她说傍晚来接我,但她迟到了。等她进到屋子里的时候,我径直从椅子上跳下来(那时候喜欢蹲在椅子上),跑过去,双手伸开环抱住她的腰。我记不清楚当时的心情了,但那样的动作大概是出自儿童的习惯和本能吧。那时候她还胖,我的双手搂不满她的腰,她低着头,用叠字叫我的名字,那时候她是面露笑容的。那时候的她更容易被分辨出来,什么时候是开心的,什么时候就要动怒。

  午饭后(其实吃的东西着实寡淡),我们三个人支开桌子打麻将。那副麻将是她珍藏的,就放在餐桌边上,用厚厚的白沙布(这样的白布在她的眼中显然是最清洁、级别最高的)包裹着。她说她喜欢时常摸一摸那些麻将牌。

  开始我在她下家,每次要碰牌,就意味着她少一次摸牌的机会。我于心不忍,但有时候又忍不住要碰(在打牌的时候,那种要赢、要抓出好牌的欲望真是太可怕),后来便借着她的位置靠近窗户、吹着风可不好为由,和她换了位置(我竟然不是先想到怕她吹风才要换座位!),接下来再要碰牌的时候,我便心安理得多了。我的牌技并不好,勉强知道留哪一张牌、打哪张能让“上牌”,“报听”的概率更大,但别人打了什么牌,他们手里大概有些什么牌,这些需要运用更精细推理和观察的技术,我就不那么精通了。我原以为她会打得很好,但她也挣扎在“保本”的边缘。她打得认真,摸牌、打牌的手势,报牌的语气和运用的术语,看起来都像是那些会打牌的人。可能是她的运气过于不好?打了几圈,她估摸着赢了几个码子(就是一些彩色塑料圆片,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人有二十个),而我则只剩下两三个。这时候我兴致已经不高了,倒不真是因为输了,主要是生出了一种挫败感,觉得好几把牌都是最早“报听”,却因为运气的原因一只摸不到要胡的那张牌。她早就注意到我一直输着,但该碰的牌从不让我,有一次我点了炮,她也要胡(这样胡牌,赢得很少)。接下来我已经接近乱打,有时候也顾不上在管“概率最大化”,就是由着性子出,有几次我觉得我大概要输光了,却发现身旁的码子还静静躺着几个。直到又过了一会,我一边出着牌、一边想着事情的时候,她被捉到往我这边偷偷塞码子。如果不是她稍微慢了些,手没来得及收回去,应该是不会被发现的(我就没有发现)。她见被捉到了,微微咧了咧嘴,眼睛也顺势微微闭起(周围皮肤的褶皱也柔软起来),朝我看了一眼,又装作没事一样继续打牌。那些码子我便收下了,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再提起它们。

  打麻将的过程并不十分愉快,因此时间也没有加速流逝,打完牌到收好桌子,距离午饭结束也才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原以为会过得更久的。她说她的眼睛不好,不能长时间看麻将,那些小长方块上面的花纹太密太小了。这大概也解释了她为什么不看电视,不开灯。但她离不开那些让她的生活有动静的东西,除了床头的收音机,她还有一个更小型号的,她穿了条绳子,就挂在脖子上,走路的时候也开着,经常人没有到,收音机里的广告声就先传过来。

  她要去午休了。实际上更多时候,她的“早休”,午休,乃至夜间的睡眠,都是无法睡着的。但像是被什么无形的约束强制执行一般,她要躺在床上。她不翻动身体,不关门(她拒绝把自己关在任何密闭空间,她怕万一发生了急病我们看不到她),每次经过看到她,都觉得她是在熟睡。她都在想些什么呢。夜晚看雪的时候,她说她看见我的爷爷的次数开始多起来,他死前的场景,他从某一处阴影里走出来。他曾经是油毡场保卫科厂长,而她是热爱跳舞的有着自己姐妹帮派的疯丫头。窗外的雪还在下么,我推开窗户,那些六角星形状的雪花就飘进来,一落到我的皮肤上就融化,我看不清它们更细微的枝节。我在这个城市出生,过了九个冬天,有好几年大雪封城,路上积雪的厚度掩过我们上数学课用的那种三十六厘米长的塑料尺子。我做过无数雪人,打过无数场雪杖,但如今我才知道,雪花的形状真的是纯粹的几何形,不是那种边缘柔和、轮廓模糊的。

  事实上,我似乎已经不适应下雪的冬天了。我后来长大的地方,我读书、工作的地方,屋外的冬季都过于柔和。院子里还在飘雪,我走出去,把一簇灌木上的积雪捧起来,想搓成一个雪球,再丢往随意的一个地方。那冰冷超过我的想象,远不是记忆里有趣、欢乐的温度,我甚至没有把一个雪球揉好,就把它摔到了原地。在几秒钟过后,被冰得麻木的手指才重新工作起来,顺着神经传来的又是一阵刺骨的冰痛。院子里没有人,地上的积雪也没有人动过,似乎记忆里那些在下过雪后四处玩闹的小孩子也不见了。这个城市的年轻人似乎都走了。

  她肯定是哪里也不愿意走的。她把这里的冬天看作猛兽,但她不愿意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她和我的爷爷曾经来住过三个月,我的爷爷很爱家门口的花园,种植满了棕榈和亚热带树木,也有木质的长椅,他们都是走一会就要坐一会,尽管不累,也要坐一会,再继续往前走的人。但她似乎确实对那些植物兴致不高,有时候她索性让我们俩外出,自己躺在我们屋里的床上。她躺的似乎太久了,我回到屋里,似乎天已经开始昏暗,她应该是要起身活动一阵,再准备晚饭了。我去她的房间看她,那个漆黑的卧在床上的身影不在。她不在。

  她回来过么?空落落的房子应该放置更大些的沙发的。如果来的人多了,势必是坐不下的。今年过年只有我陪她,但我也是年后才到的。她的子女已经逐渐成了别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和她分出了地理上的距离。上一年是和大儿子过的,前年呢?为了照顾我去世前住院卧床的爷爷三个月,她的子女也都生了难好的病。病痛和下雪有关么?有一天她亲姐姐一家来看她,她显得有些局促,事先一遍遍动作僵硬地锊沙发上铺的单子的褶皱(可就算褶子全没了,那个单子也太旧、太老了啊)。他们一家坐在沙发上,她拉来一把小椅子,坐在他们对面,头靠着墙壁。开始的对话大多有她参与,到后来,那一家人便自己说起来。她远远看着,似乎也没有想要再参与进来的念头。直到他们走,她才又晃过神来,起身送走他们。

  她似乎已经更适应缺少交流、自己独处的生活了?大部分时间里,她喜欢就那么头靠着墙壁,坐在房间的某一处,尤其是在无法睡着、从床上起身下来的午后。她说过,挨着冰凉的墙壁能够缓解她的头疼。可现在室内所有的椅子都空落落的,她在哪里呢?我从阳台窗户望出去,远远能看见一处门口挂着红灯笼的小店。是那个凉皮店。她是去那里了吧,我回来一整天,还没有去吃过那家店的凉皮。我下到院子里去找她,地面有些滑,在我不注意的时刻,一些人出来在积雪上踏出一些乱纷纷的脚印,还有车印,轧得很深,能轧开积雪露出下面灰黑色的地面。我小心稳住身子,眼睛有些花,周围的一切都有些朦胧,一些发亮的事物的轮廓像是长出了带毛刺的花边。路程比想象的长,温度也低起来。我几乎看见我呼出的雾气也在发光,也在变成长尖刺的碎片。我小跑起来,越来越近,那两扇里面藏了灯泡的红灯笼已经近在眼前了。

  那红光一点都不刺眼。我踏上台阶。甚至在那片红光里,周围的事物更加昏暗了。我推开门,室内传来麻将牌碰撞和人群此起彼伏的说话的声音。房间内部比想象中大,在白色的白炽灯光线里,一群人分成四五人一组,正围着麻将桌打着牌。他们说着方言,在麻将桌上摆动手臂,笑,把麻将牌碰撞出清脆的声响,有人围观,有人靠在墙边抽烟。

  她在里面么?她告诉过我,有时候她喜欢去听人打麻将,自己不打,甚至不看,就是听着。她的小型收音机会发出声音么?但四周太吵杂了,听不出,也认不清她在什么地方。屋子里一直弥漫着烟雾,白色的,有些是丝,一会就消散,有些是更大的一块,或一团,雪花一般,朝高空,朝地面,升腾,降落。我抬起头,看见天花板正缓慢浮动着,如同一朵巨大的云,无数白色的颗粒正从那里落下来,盖在室内的每一寸事物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