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渚农场

崔益千

  农场南面有长河,我们一直猜不透它在何处断流。有时候可以看到用油漆写着盐城,盱眙,或者东台的运输船从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站在岸边目送它们远去,为下一只大船而等待很久。如果是夏天,我们一群孩子就会躲在河里。大船经过的时候,胆大的孩子会拖住船两侧系着的废旧的汽车轮胎,一直到七星桥才松掉手,相传那里淹死过人,我们总从那里返航。

  芦苇和水隔开了村民和犯人之间的生活。我们却可以经常去农场玩。看劳改的犯人插秧,这并不新鲜。但收获的时节,我们总是成群结队,去看农场的大型收割机。它在那时的我们眼中是那么神气。而我最羡慕驾驶的人,那个人戴着老式的、大大的墨镜。每次换班,他从驾驶舱下来,一个手指搔着鼻翼。我就接近他的身边,闻他手套上的柴油味;有时摸摸他坐好后随手丢下的墨镜。后来我们竟熟了,每次他都要问我读几年级,这是一个开场白,却成了我们第一个暗号似的。他问我家种几亩地,而我答不上来;问我要红薯吃,说要用中饭的包子交换。还请我喝喝他们干活时的茶。那是泥汤水一样的茶,我没有喝就跑回去拣大个的红薯给他,他把它放在拖拉机水箱沸腾的水里煮熟;有时也洗洗生吃。我就坐在草堆上等着他说的包子的来临。这个间隙,我总问他包子和馒头是一样的么?他告诉我不一样。我问他什么时候会到,他总说一会。我终于等累了,在草堆上舒服地睡上一觉。草堆上有一股浓浓的男人身上的汗臭味,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多人躺过,而我并不讨厌,就像我一点也不讨厌老烟鬼身上烟草味。睡觉醒来,他总是很遗憾地对我说,包子已经吃完了,下次吧。就这样,我们的交易有过好多次,我却从来没有吃到过他一个包子。 也有农场的人到我们村子上来,除了干部便是逃犯。干部大都是河南人,而我不喜欢河南人,我会故意放狗吓唬他们。他们倒一点也不害怕。他们来村上的小店买烟,买烧酒,也买花生米。但从不赊帐,也不多说话。村上开小店的女人喜欢他们,有时帮他们补补衣服。我不喜欢和干部们多说话,放鹅的时候,他们会凶巴巴的警告我:别让鹅吊稻穗吃。我有点惧怕他们:他们经常打年纪轻的犯人,我亲眼所见。插秧的时候,送秧苗的小伙子要么从未干过农活,要么不会挑担子,在田埂上一步一滑,很容易就摔倒了。监视的干部冲上去用家伙抽;有时是柳条枝,有时是皮带。犯人就在田边的烂泥里打滚,叫妈或者喊爹,用的是别处的方言;有温柔的处罚,其实更难捱过:在太阳下站着不许动,不许喝水,不许吃东西;也有过用脚把人踹到水田里,踹进渠道里,甚至踹入池塘。他们除了打更多是骂,干部骂人的话我不能全懂。但知道他们骂时的语气比我们溧阳话或者外婆的宜兴话要狠和利索。

  逃犯总在夜晚来到我们的村上,他们有时并不急于脱身,而是躲进某户人家偷点钱再走。开小店的女人家被逃犯光顾过一次,那该是夏天人们睡死以后,逃犯先剪断了他们全家人的短裤,再下手偷东西。这样他逃走的时候即使被发现,他们也没办法立即起来追了。但后来女人起身上厕所时拉亮了灯,发现自己的短裤掉了下来,接着他看到房门口门板后面的一双脚,失声大叫。那夜几乎村上所有的男人都参与了对逃犯的追捕,就像几年前围捕一只下山的野猪一样。但我们没有逮到他,他跑上了山,找对了一条救生的道路。

  大人们一直不喜欢犯人,对他们抱着担心和警惕。但从不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去农场玩。因为他们鼓励我们偷农场的东西。农场有很多值得大家一偷的东西:比如夏天的西瓜、藕、莲蓬、桃和梨子。有人也偷他们的蔬菜:像西红柿、冬瓜、长豆、茄子,还有大白菜。大人们告诉我们农场的东西种得好,卫生,因为他们有的是复合肥(化肥一种)和农药,而村民们种瓜种菜是不舍得撒复合肥的,只用家肥。除了西瓜,其他的我是不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几乎从小时候开始,我不觉得偷西瓜算偷东西。所以我一直不愿承认我曾是偷农场东西的贼。我还喜欢去农场总部的工业垃圾堆拣废铜块;或者是生锈的小铁圈。农场总部建着电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碉堡,但没有机枪,有时会有人在岗楼上一边抽烟一边到处看看,也会呵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我们并不理睬,在垃圾堆里寻找我们视如宝物的金属块。有时我们有机会去他们院子里逛逛,那里面养着数不过来的警犬。它们比我养的狗不知道要威武上多少倍,块头有两三个那么大。它们一见到陌生人就扑腾着狂叫,我总担心它们会冲破铁丝网扑过来咬断我的喉咙。因为那些狗,农场总部在我眼中就像一个集中营。

  
   我们用拣到的铜块换货郎的小喇叭,牛皮筋和玻璃弹珠;用砖头和小铁圈组合成钉铁圈的游戏。有了这些我们就在村上玩而不去农场了。这可急坏了那个爱喝酒的老囚犯。老囚犯是农场里最悠闲的,他从不用干农活,因为他是一个瘸子。他老眯起眼笑,皱纹又多又黑;牙齿大、变了色,如果靠得近,可以观察到它们之间深深的缝隙。我总认为他是色迷心窍的一个人,尽管找不到证据。我不会帮他去小店买烧酒;他诱惑过我,许诺我帮他带酒他可以分花生米给我,有时是烧鸡。他说到烧鸡,我就会咽唾沫。但我毕竟忍住了,不理睬他。冬平成了他的小伙计,每天下午帮他跑小店。我问他,瘸子给过你烧鸡吃么?他告诉我很少有烧鸡,平常只有一把花生米。即使有过的一次烧鸡也是瘸子咬过一口的鸡脖子。后来的一天,我们找到了一个机会帮瘸子去打酒,我和冬平用找回的钱买了两只熟鸡翅膀。我们躲在水电站的渠道里吃完它们,然后回去告诉瘸子,我们把钱掉了。他看着我们,放下一点脸色,似乎不相信,但没拿我们怎么样。之前我们还一直担心他会要我们赔呢。但从那以后他学聪明了,他不再多给酒钱冬平。但有时他会奖励冬平五毛钱。我们和他的友谊就建立在那一次次换手而过的酒瓶上,也建立在那一张张皱巴巴的五毛钱上。后来,我开始有点喜欢他了。我甚至偷家里的烟给他抽,总是一支或者两支,藏在裤袋或者背心里,有时被汗水浸潮湿了,但他依然抽得津津有味。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生活的,我们一点也没有察觉。只是下一个暑假无所事事的黄昏,没有人再求我们帮他打酒;我们不必光着双脚奔跑在滚烫的石子路上;我们再也不能轻易收获可以买一支奶油雪糕的钞票。那时我们想起那个瘸子,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我们骂他瘸子,他跳起来逮我们,他像一只青蛙,一步跳出我们三步那么远,我们被他的动作惊呆了。他逮着谁就狠狠地亲脸蛋,留下满脸口水。也有过我们一起坐在河边的草堆上,他说着不翻新的几个黄色笑话,我们听得半懂不懂,却都哈哈大笑:领会了他的下流。那条河边,早就没有了草堆。但似乎保留下他为了取悦孩子们说的一些话。那是关于一个瘸子囚犯晚年的一切,还有我们在很多个七月里白花花的童年。

  年轻的小伙子很多是城镇里的混混,砍人,杀人,或者是强奸被逮了进来。他们都剃着光光的头,长得细皮嫩肉。我们和他们不亲近,他们似乎也不喜欢我们。他们也偷农民的东西,放在农场吃草的羊、鹅、鸭,还有村上跑去农场撒欢的狗。他们通常用铁锹杀死动物们,鹅和鸭的脑袋只需要铁锹平着拍一下就毙命了,狗是三下,羊我没有亲眼见过。村民们因此常和他们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干部们有时管有时不管,只要出不了人命就惊动不了当地的政府,而当地政府也管不了农场。他们就像驻军,受军队系统直接领导。而这影响不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有同学来做客我还是把他们往农场带,让他们看犯人们整队,报数,小跑;让他们看几千亩农田里密密麻麻的集体劳动;让他们在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草堆上冲上冲下。到夜像雾一样稀薄的黄昏,他们玩得满身是泥巴,才胆战心惊地回家。

  到了冬天,犯人们几乎不出来活动,那么农场彻底成了我们的天地。我们跟着抓黄鼠狼的手艺人,看他沿着田埂底部挖一个个洞。他把什么东西塞进洞的时候,我们都伸长脑袋,想法目测洞有多深。有谁不想捉只会放臭屁的黄鼠狼玩玩呢。等到他用草把洞口伪装好,抬起头想什么,我们会大声告诉他:这已经挖到了第几个了。到了下午,我们放火烧尽路边那一堆堆烂草,用芦苇叉鱼在火堆上烤。风起的时候,拉着野火铺开一路,与我们赛跑。有时候火势太大,还是会让人害怕。玩野火的时候总是那样:有点痛快,有时害怕。大火烧过后,马路与田地一片漆黑。一起风,风把最上面的浮灰吹走。我们走在农场的路上,脚底下咔嚓咔嚓;一个个深深的脚印,感觉厚塌塌的。星期天下过雨,我们在那里骑自行车,一直向西去农场的晒谷场;或者向西南,越过那片钉子林,看看是不还会有苏北人的船拖着一尾巴的浑水开往浙江。如果下雪,狗最开心,它们不再和我们一起去上学。与异性或者早起的母鸡一起在农场的雪地里嬉闹。等我们放学回来,雪里面已经夹了冰。把四轮车翻个身,或者找来拔秧时坐的秧板凳做雪橇,让狗拖着我们跑。你知道狗有时就是那么不听话,那么只好一个人坐雪橇一个人在前面跑。跑的人全身热乎乎的,坐的人随时准备翻倒。其实翻倒也没什么,只要不掉到池塘里。我们试过池塘里的冰,不厚,除了鸭子谁都没胆跑上去试试。不过鸭子走几步也会打滑,想想如果可以在上面划冰,一定很带劲。玩完了拉雪橇,我们没有闲着,到处找小石头、砖块,砸冰,看谁砸得远;先把冰层砸出一个洞来。黄昏的时候,池塘的冰面上就千疮百孔了。大堤那边的村庄飘起炊烟,甚至可以听到掀起锅盖撞在灶头上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开始收拾家伙陆续回家。落在最后的伙伴,一次次呼喊,等等我,等等我,而我们总盼望着他像狗打滚一样在雪地里那么好好地摔上一跤。

  农场的囚犯们什么时候撤走的我们一点也没有印象。下个开春来临,在农场的田地里忙碌的是一批从未见过的女人,看得出是农场西边或者南边村上的农民。我们并没有太奇怪,也并不伤心。或者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农场这个概念将从我们现实生活中抹去。有些孩子有些遗憾仅仅是那么一两声抱怨:我们和他们有一些未果的约定,有一些未完成的打赌。比如我那遥遥无期的包子;比如他们中的某个人答应过教我们做的链条枪……比如我们不信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一个猛子扎到河对岸……

  我再去农场总部的那个夏天,农场里再也听不到狗叫声,没有了排队报数的声音。只听到一片片鸡叫,或者是猪吃食的声音。这里已经租给了附近的养殖户,用来养猪和鸡。其实想想,一间间长条形的犯人宿舍用来摆养鸡的铁丝笼倒是特别合适,我爸爸因为没有抢先租到而懊悔了一段时间。但我们似乎也没有一无所获。农场水电站的渠道旁堆了一堆石板,那个夏天,我们父子齐心协力把它们运回家,用来修建我家的鱼棚。七月中到八月立秋,我们隔几天就去搬一两块,不过一两百斤的大东西实在不好弄。最后一次去水电站搬石板,下了小雨,一切仿佛都湿透了,包括农场总部那个灰黄的大铁门。躲在一棵大树厚密成堆的叶子下休息时,我看着湿漉漉的四周–树叶和草又绿又湿的四周,想起塞林格写的被雨淋湿、老喜欢拿手压压卷发的艾斯美,一刹那有些心醉神迷。但仅仅只是那么一会、我恍惚了一下。等雨小些,我们就得回家了;推着大石板,不敢马虎一毫,稳稳当当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