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曹寇

  八年前的现在,南京下了场大雪,课间,我的同学们都去操场上打雪仗了,我这人天生不爱这些,只是呆坐教室,结果被学校的主任喊到走廊里。他告诉我,你的父亲病重,你现在就回家吧。然后我就收拾好东西离开学校,在穿过校园那条甬道的时候,有人用雪球砸了我一下,我于是掉转脑袋破口大骂:“我操你妈逼的!”,但骂完我就后悔了,一个我喜欢的姑娘正用手捂住脸露出一双吃惊的眼睛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我。但我没有微笑和抱歉,而是匆匆离开,赶往车站,再赶往码头。我的舅舅和舅母在那里等着我。但这时候我拒绝认为父亲已经死了,他们也没有说。等我们下了船,找到了车,他们告诉司机直接开向我家所在的生产队而不是公社医院时,我才承认他真的死了。于是,我脑子里立即出现我的父亲正像一根树棍那样直挺挺地躺在堂屋临时支起的一块门板上的样子,在门板的下面,是一碗菜油燃起的所谓“长明灯”。而在他的头下,是一堆正在焚烧的黄纸,那些怀抱红绿鲜艳的被面和一沓草纸的吊客陆续进入而又离开。等我到了家里,事实正如我所料。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解放前给地主家放过牛。三年困难时期,就读于江苏省邮电学院,后因吃不饱及家里的一些原因肄业。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做生产队计工员、会计、大队会计。八十年代,做村服装厂、铁铸厂,乡供销社、粮站会计。九十年代,先后做过木器加工厂、电灯泡厂,及各种乡镇企业、民办企业及校办企业的会计。然后是死。他下葬那天,暖穴使用的,除了草纸,就是他的帐簿。那些书写工整、一丝不苟的帐簿,虽然已为许多厂家单位不需,但我的父亲一直保留着它们,他把它们堆积在家里,谨慎地等待着所谓“上级”来查帐。我曾经保留一本六十年代的黑皮软面抄本的帐簿,里面记载了那个年月村里劳动力每天的劳动情况,比如张三捡了多少鸡屎,王二挑了几担塘泥什么的。这些名字现在大多如我父亲一样已不在人世。后来丢失,是个遗憾。在乡人认识里,我的父亲基本是个正直、忠厚的人。他在村服装厂任会计时,因为不满厂长“可怕”的贪污行为,而又不敢出声,只好自动辞职。我母亲经常说一件事情,父亲有年捡到个皮夹子,里面有一毛七分钱,大概还有一些粮票,于是他便跑到公社广播站上交了。广播站一播,父亲的大名一时传遍全乡。

  据说,父亲为了娶我母亲,曾经有过一段要死要活的经历,我现在理解,大意也就是说,如果母亲不嫁给他,他就不活了。我的祖父是个懒汉,祖母是个糟糕的农村妇女,生养了四个儿女,只胡乱养活两个。当时,我二叔也在读高中,家里无比贫穷。关于祖父,他也曾阔过,因为懒和吃喝玩乐,把十几亩地赶在土改前全败光了,划为贫农。而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勤劳的人,他艰苦劳作,积攒了几十亩地,结果被划为地主。所以,两家都不同意,我祖父认为母亲的成分不好,我外祖父认为对方家庭传统不良。但既然父亲发疯耍赖,我的母亲终于成了我的母亲。在这一点上,我不如父亲。我对自己喜欢的姑娘,总是冷眼相对,怀抱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幻想)她们跑到我面前来说她喜欢我,结果我等待的结果无一不是,她们跟着别的男的在我眼前比肩而过。

  在我看来,父亲是个疏于农活而热衷于手工的人,加上他可以用“做帐”当借口,这使我的母亲比他要辛苦得多。经常的情况是,母亲在地里挥汗如雨,他却在家里自制麻将牌和风筝什么的。他生性喜欢小面额的赌博,但家中困难,买不起麻将,只好自己动手做。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即便他真的把麻将做好了,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他使用这副牌进行赌博。制作风筝,他完全是受我的启发,在那些春天,乡村田地广阔,那些小麦完全承受得住孩子们的奔跑践踏。我所做的风筝是刀削的篾条作为筝骨,轻盈,容易上天。他为了胜过我,干脆使用整支的芦苇作,这使他的风筝面积超大,且体重吓人。没有那么大的纸粘贴,他索性把中堂画撕了下来。在我记忆里,我家一直只有那么一张中堂画,画的是岳飞提剑立于山河之间,上有手书“还我河山”四个草字。好在,经过不断修正,他的大风筝还是上了天,那条稻草绳充当的尾巴在空中晃了两晃,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

  他爱喝酒,所以他喜欢自己制作下酒菜。炒蚕豆、炒盐黄豆、炒花生米。他确实喜欢吃,在饭锅边贴一些面块蒸馒头,尝试过多次,一直是非常实的面疙瘩,从来也没有像街上包子店买的那样雪白和绵软。送灶节,他还买过几斤麦牙糖制作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甜饼,那甜饼因独一无二,我到来年上学还曾带到学校去过,馋得我那些同学口水直流。其实,只有我们家里人清楚,那甜饼在嘴里永远也嚼不烂,就像牛皮筋,仿佛会永远在牙齿间纠缠。在春夏季节,或者就是扛上网,叫我背上竹篓跟他去捕鱼虾。我们从门前的河汊开始,有时会走到在当时我看来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些远地方无比荒凉,只有田地和杂草丛生的河水,却并没有人劳作其间,好像这些平整的田地都不是人种的一样。也正是这些地方,鱼虾繁茂,有时,他会脱掉衣服下河去摸。摸着摸着,就一个猛子扎到河底,半天也不出来,连他搅动的浪花也逐渐平息。这时候,我听到四周无边的寂静,就会感到害怕,然后大喊他,他还是不上来,我就喊他的名字。他从河底冒出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听到我喊的声音,他说听见一点点。后来,天就黑了,在那些荒凉的地方,总隔三岔五地生长着一些老气横秋的柳树,我至今总是能记起太阳在柳树上慢慢落下的场景,多么巨大的太阳啊,鲜红无比。我们开始朝家的方向走去,等我们到家,天已经黑透了。此时竹篓因为满载我也已背不动了。我哥哥如果也去的话,哥哥就跟我用根树棍抬着鱼篓。我们还会捕捉许多萤火虫,等到家门口,我们就把它们放掉,几十几百颗萤火虫顿时炸开,萦绕在我们周围,就像我们行走在太空中一样。

  但终其一生,我的父亲所有过的娱乐和所吃过的东西是多么有限。不过,在那时候,我的父亲带给我们的已是无比丰富。

  作为小儿子,我确实是父亲最喜欢的。他喜欢听我站在门前高处呼喊他从地里回家吃饭的声音。有时他去什么酒席上吃饭,也会给我带回一两块用纸包裹的盐水鹅,或者一小把粘有糖精的花生米。当然,这需要他没有醉,他更多的时候是醉,醉得一塌糊涂,被人家扛了回来。然后就是吐得家里到处都是,到处都弥漫着酒精和已消化一半的食物的刺鼻气味。所以,我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反对他。后来,我长大了,到外读书了,回家还是经常对他冷嘲热讽。他就说:“你是最坏的东西。”所以,我也是被打的最多的孩子。

  还是那时候,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给我的记忆就是那样,每天广播上唱《社会主义好》,起床,上学。家里的情况就是土房子,高大的麻袋,和门前路上奔跑着的前往粮站卖粮食的手扶拖拉机。我认识字了,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用作业本纸画了个人头,然后写了个“XXX死了”(时某中央领导的名字),并将这张“讣告”贴在门前路边的树上。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东西,我很失望。但被父亲注意到了。我看见他向我奔来,赶紧就跑。于是,我们就在高低不平的乡村道路上,在人家土墩子上,在田埂上立体交叉地跑动。眼看他要抓住我了,我只好跳进了河里,没想到,他也跳了下来。我的泳技是他教的,所以被逮住了。他除了继续曲起指关节大凿暴栗,还很是把我脑袋按进水里几次,我被呛了几口水。我当时就感觉到了,我所做的事情在他看来,不如不活,否则将会产生比呛水更为可怕的事情。

  大概是1994年,我在《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我的父亲在他当时任职的单位看到了,便立即把这篇文章向他认识的人推荐了一番。我回到家后,知道此事,十分不快。但没好说什么,那年龄,我已觉得自己跟这个老家伙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说:“别做这种事情了。”他很是郁闷了一会儿。后来还是笑着跑到我房间继续探讨“文学问题”。他的意思是,路遥的《人生》是个好东西,按他的原话说,就是刻画人物“活像”,比如高加林的父亲盘着腿坐在炕上衔着烟袋的样子,多么贴近贫下中农的形象啊。然后,他还说到我的人生经历不够,要想写东西,得多体验生活什么的。并决定,要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文字留着给我以后当素材。对他的话,我固然不以为然。即便现今,我也觉得他的看法是多么陈腐。所以,只是很冷淡地点了点头。后来我如果有小文章发表,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他有时站在我房间门前看我趴在桌子上看书,我知道他站那儿,并没抬头,然后他就忙活他的事去了。

  他死后,我想起他所说的路遥的《人生》,就在他遗物里找,没找到,只找到几十张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和几十本《红旗》杂志。我把这些东西大致都看完了。后来,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借来了路遥的一个很厚的小说集和他那本“巨著”《平凡的世界》。出于某种复杂的情感,我把这两本书认真看了。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怎么说呢,路遥写得很呕心沥血,很不错,可一点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艺术作品。我不喜欢。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我肯定这么说。

  父亲死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去邻村捕捞鱼虾,遇见一个在锄草的人,父亲和他认识,所以那人就出于玩笑使用手中的蛇皮袋子在他的头上绕了一下。父亲当时就很生气,没理那人,继续捕捞鱼虾。但他心情很坏,没搞几个就回家来了。坐那儿生气。母亲问了,叫他别生气,他还是生气。后来就是他越来越生气,然后从家里出了门,跑到邻村找到那人,捣了他一拳。那人没还手。他就回来了,不再生气。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