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

远子

1

  离开北京两年之后,止晦又从广州回来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也没有问。就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而言,也许去哪里都是一样的。辞职快一年了,我们都想要写点像样的东西出来,却只是一天天枯坐在电脑屏幕前。明明什么也没做,却总是感到筋疲力尽,好像仅仅是呼吸和心跳就已经耗尽了我们全部的体力。

  “下定决心辞职之后,分明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时间,整个人却像洞一样塌陷下去。所以我在想,也许像我这样的人,是配不上自由的,” 止晦在邮件里写道,“不过我也在尝试改变,我想变成一根刺,在思想层面上制造敌意,不时戳一下自我感觉良好的同代人。这种向外的批判也许可以适当分担内省的痛苦。”

  “我也想像电钻声一样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将自身的问题归结于体制或是风气,将心中的不平高喊出来抛给大众去接受。”对于止晦的观点,我总是习惯性地予以否定。“可是这种向外的批判真的能够缓解向内的自责吗?难道不会因为不可避免的片面或者无人回应的尴尬而带来更多的内疚与懊恼?”

  这种对话在日常生活是不可能发生的,听起来更像是内心剧场独白。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陈述和我的质疑,就像是照镜子一般能够给彼此带来稀缺而清晰的共鸣。事实上我们在网上的交流就像两个癌症患者在互诉病情,靠着一点同病相怜的安慰来止痛,或许正是这种麻醉效果使我们最终还是走到了同一个城市——不久前我也考虑过要去广州,仅仅因为他在那座城市。

  止晦让我帮忙留意房屋出租信息,在这之前他一直都在餐厅做服务员,住集体宿舍,没有租房经验,他开出的心理价位在北京根本就租不到地上的房子。等到他快要动身来北京了,我也没有帮他找好合适的住处。其实直到看到他在网上更新的日记里说已经买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我才想起来要问他具体哪天到。除了日期,他还告诉了我车次,似乎是在暗示我去接他。这不由得让我紧张起来,我很久没有出门了,一想到火车站那起义一般混乱不堪的人群,行李箱切割地面时剜肉般的声音,我就感到呼吸加速。他来京的那天,我犹犹豫豫地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已经在一家青年旅社租好了房子。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其实是想和你一起做点事情的,看能不能稍微消除一点我们身上的屈辱感。”次日,我们在我的住处见面。跟两年前比,止晦消瘦了不少,声音却一如既往的悲哀而坚定。

  “做什么事情呢?开书店,办杂志还是做独立出版?没有资本和人脉,这都是不可能的。难不成我们还要一起创业?”我的声音好像变尖了,听起来有些刺耳,其中的笑声也显得很刻意。

  “倒没想得那么具体,我只是想要做点秩序之外的事情。人的一生太短暂了,中规中矩地过完一生你不觉得太可惜?也许只有在规则模糊甚至终结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人类出现。我目睹太多的年轻人正在变成他们当初所厌恶的人,他们的世界里虽有黄金,我也不愿前往。而且,你不觉得整个北京太井井有条了吗?大家不都是来北京寻梦的吗?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应该很混乱才对啊。”

  “什么意思,你想要做一个秩序的破坏者?”

  “我最近确实越来越同情激进的人了,以前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热情源于某种认知的无能,现在却发现,在墙面前,激进才是唯一的美德。你不可能一面在墙的阴影下乘凉,一面又与它搏斗。尽管历史已经展示了激进的种种恶果,但是经验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想象乌托邦的激情和勇气。”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处境,这种同情只会招致道德上的非议。别人会说,你们不过是失败者,社会的渣滓,所以才想要泄愤,想要平均主义,你们倒是问问自己到底生产过什么东西?”

  “在管制如此严格的前提下,生产才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多人放弃了思考,至少我维护了思想的自由。而且,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只会遭到更多资格上的非难。这是批判者的困境,但并不能作为否定批判的论据。试图从根本上消解困境往往意味着对现实的绝对服从,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止晦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习惯举起右手,在半空中有力地摆动,激动时整个上半身也会随着讲话的语调上下起伏。他就像是在使用标点符号一样让自己的身体表达出停顿、感叹和意味深长的省略……这个画面我是熟悉的,大学里几乎每次上完哲学课我们都要进行类似的交谈,找到共鸣时想要给对方一个深情的拥抱,分歧强烈时又恨不得冲上去掐住对方的脖子。毕业之后,我一度十分厌恶这种毫无用武之地的讨论。在生存压力的映衬下,它更像是一场滑稽表演。而现在,尽管我一直在给他泼冷水,心底还是升起一种久别重逢般的暖意。

  为了省钱,中午我们自己做饭吃。虽然我们经常哀叹衰老的不期而至,但是置身于驼房营菜市场,在结盟般出现的老年人中,我们的年轻还是凸显出来。他们仿佛在用成熟的皱纹、下垂的脂肪和平稳推进的手推车来质疑我们的出现。

  “实际上我常常觉察到自己的形迹可疑,所以我尽量都选择在人少的时刻出门。”

  “可是这样一来你就置身事外了,甚至因为过于疏离而无法成为人群的对立面,你的小说也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抽象、冷漠和自我复制。”

  不知道是不是这回反驳得太重了,止晦没有接话。我们默默地吃着饭菜,空气里只有咀嚼的声音。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暂时还不知道。”

  “总不能一直住在青年旅社吧?”

  “大概会去找一个地下室。”

  “其实可以住郊区,房租应该会比地下室便宜得多。”

  没想到我的无心之语勾起了他的激情。他谈起当年的树村和圆明园画家村,说我们应该发明出一个新的聚集地,为时代增添更多可能性,以拓展世人想象力的边界,这样我们的写作也能有点新鲜的东西进来。他的话反过来又刺激了我。我们打开电脑,查看起北京的地图。然而北京太大了,我们并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们在地图上转来转去,最终也没能找到一块适合的栖息地……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香山打听一下。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在香山脚下遇到一个以卖诗为生的中年男子,我们一见如故,站在游客如织的路边聊了很多,他说他在附近的村子租了一个院子,房租很便宜。后来他多次邀请我去他那里,但那时我已经找到了工作,生活开始步入正轨,想要离这些角落里的人远一点。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路途遥远,需要转三趟地铁,两趟公交。北京地铁的安检变得更严格了,拿在手上的瓶装矿泉水必须检测一下才让进站,有时还要出示身份证。工作人员冷峻的眼神让我想起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他的冷漠注视足以瓦解掉我们此前全部对话的根基。当然我没有向止晦说出我的感受,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对话之外的行动,我不想让它因为我而迅速地破灭。

2

  在一个分岔路口,我们和一群游客分道扬镳,拐进一条进村的小路。村头坐着几个老人,像是在以沉默为食,他们的凝视让我感觉我们是村庄的入侵者。我们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些租房信息,便打电话一家家找过去看,都是那种城中村里常见的自建房,房东一律摆出一副爱租不租的样子,房租高得离谱。我跟在止晦后面,在村子里兜兜圈圈,几次走入断头路。

  后来我们穿过一个栅栏的豁口,发现了一个几近废弃的院子。面积很大,房间也不少,有几只流浪猫靠在院墙上晒太阳。院内有一棵葡萄树,已经开始发芽,但支架瘫倒在地,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我们都觉得这个院子不错,甚至开始谈论它经过我们改造之后的模样。就在这时候,一个面相凶狠的男人从一间破败的房子弯腰走出来,用半睡半醒的狐疑目光打量我们。他说这是植物园的房子,给种花工人住的,不对外出租,说完就走进房子,重重关上了房门。就这样,这个幽灵般出现的男人宣告了我们这次行动的彻底破产,这时离我们下车才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

  我们决定去附近走走。我提议去梅兰芳墓,几年前那个诗人就是在那里将他的诗歌念给我听。我一时兴起,也念了几首我写的诗。他很激动,说我写得很好,可以帮我联系印厂自费出版一本诗集,但听说要花一万多块钱,我就放弃了,显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诗值这么多钱。

  墓碑看起来好像比那时候更小了,清明节刚过去,墓前放着散发着香气的鲜花,还有一张用透明胶带固定起来的硬纸板,上面留有一个扫墓者的自我介绍、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他说他是桂林一所小学食堂里的厨师,自幼喜爱京剧,仰慕梅先生多年,如今退休才得以抽身前来敬拜,希望全国各地的京剧爱好者去桂林找他交流心得。京剧已经名存实亡了,却仍然有一些忠实的爱好者试图抱团取暖。不知道在外人看来,我们这些写小说的是否也像是一种遗民。

  我们沿着墓后的小路往山上走,在一个迎风飘扬的红旗下面遇见一个护林老人。他的视力好像有问题,直到我们走到他跟前了,他才警觉地喊了声:“谁在那里?”人在空旷的地方,似乎倾向于坦诚相告。我们将今天的经历告诉老人,老人跟我们聊起他的工作,他已经干了三十年,工作内容很简单,一天十二个小时,只要不离红旗太远就行。他指了指旗杆上用白色油漆刷下的“卖蜂蜜”三个大字,说往年每到这个季节他就开始养蜂,买点蜂蜜挣钱。但现在他老了,身上的气味都变了,蜜蜂也久不像以前那样温顺了,总是追着蜇他,所以从前年开始他就不再养蜂。他还很热情地掏出香烟让我们抽,又跑去小屋拿出两个馒头让我们带上,说上山还是要备点吃的。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回说只是随便走走,饿了就下山。他站在小屋旁边,目送我们上山,直到走出很久之后,我们回头,还看到他站在那里,冲着我们挥手致意。

  我们走上一条为游人铺就的石板路,眼前出现了几个背包客。不知道是不是护林老人提醒的缘故,我忽然觉得很饿。一开始还忍着,爬了半小时后,汗流不止,就忍不住告诉了止晦。他说他也有点饿了,不过他想再爬一会儿,这么快就回去有点可惜。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实在饿得没力气,就提议不如向前面的游客买一点食物和水。他说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几次走到他们身后,又不由自主放慢脚步。终于,我鼓起勇气叫住了一个下山的中年妇女,她很客气,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她很愿意帮助我们,但遗憾的是,她的背包里没有食物,只有半瓶水,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她可以送给我们。还说她爬山是为了减肥,你们这么瘦还爬什么山,别爬了。

  经此一役,我们更饿了。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片刻之后,我们还是决定下山去找点吃的。起风了,汗湿的后背上凉飕飕的,我打了一个喷嚏,一只密林中的乌鸦被惊起,挥动翅膀朝山底俯冲下去。我们站在那里看着那只鸟,然后低下头,一言不发地走在下坡路上,就像是被身后的那座山给吐出来的一样。

3

  树生又要进城喝酒了,还叫了两个诗人和一个年轻的科幻小说作家P。我邀止晦一起去,他却回说自己在地下室待了太久,害怕见光,也不想增加聚会的尴尬气氛。一想到止晦现在就住在那个逼仄而潮湿的地下室里,我就感到自责。我住的地方虽然也不理想,但透过窗户至少可以看见槐树,还能听见鸟叫和虫鸣。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邀请止晦和我住在一起。房租又涨价了,我正准备换更便宜的房子,但这只是表层原因,可能潜意识里我是惧怕止晦的。对我而言,他是超我一般的存在,我害怕他身上的高峰或者说深渊——很多时候这两者是一回事——将我的本我照得无处遁形。

  我忘了我是怎么认识树生的了,不过我们这代人相识无非是从网络上发展到现实中,其中并没有太多值得书写的东西。他现在昌平的一家国企做秘书,早年间他以裸奔、风流和嗜酒如命在诗坛博得了不小的名气,还伙同另外几位南方诗人办了一个诗歌奖,有模有样地做了好几年。如今他变得越来越颓废,总喜欢谈论魏晋风度和垮掉的一代,分不清是本性使然,还是一种表演。疯疯癫癫既是他的理论武器,也是他的宣泄渠道,真的很难想象他面对领导时的神态,大概只能把这种分裂解释为一种生活的技巧。

  没想到P反而成为这次聚会的焦点,可能是因为科幻已经成为当今的显学,据说它还以一己之力提升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水平。P讲的量子力学也确实有趣,让人忍不住惊叹宇宙的神奇,不像这些诗人,只能在文字的海洋里舞文弄墨,最后弄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可译的,根本就不具备普世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科幻文学在国内的兴盛其实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虚无情绪作用的结果,那些科幻小说尝试用宇宙的无垠来否认地球的有限,以未来的恐怖来消解现时的恐怖。当然我不想和P争论,我也不可能说服她,在星空面前,人类的真理自然是可笑的,我看不了那么远,只配活在二十一世纪,脑子里装着的还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听说我去香山找房子的经历后,树生便向我推荐长城脚下的长水峪村。他有一个同事,一个人在村里租了一个院子,他去过几次,感觉那边环境还不错,房租也很便宜。一个周日的下午,止晦、树生和我决定去这个院子看看。路上树生表示很欣赏这位同事,这个南方人出于某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抽象原因,忽然决定离婚,辞掉工作,隐居在这个村子里。这增添了我对他的好感,可是见面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房间里还摆满了健身器材。我很早就发现,我和身心健康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他们和体弱多病的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以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交集。

  他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待租的院子。除了厨房、厕所、客厅和一个废弃的储物间之外,那个院子里还有三间卧室,正好一人一间。房租分摊下来,每人每月只需三百块。我最中意的是院子中央的那棵柿子树,悬在枝头的柿子已经微微发红。我从小就喜欢吃柿子,它的果肉柔软到近乎腐烂,带着一种舌头般令人窒息的甜。能够拥有这样一棵柿子树,对儿时的我而言,是一场遥远而奢侈的梦。我们当天就和房东签下了一年的合同。

4

  收拾停当之后,亦辛提出要来拜访我。她是一个编剧,几年前写过一个电视剧剧本,赚了一笔之后便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看电影、写评论,几乎足不出户地过了三年。等到她尝试重新恢复社会关系时,她已经与这个世界严重脱节了,但她自己似乎并不知情。在我认识她的那个饭局上,她完全听不懂时下流行的俏皮话,也不认识大家提到的影视明星。她把获得大家一致好评的电影痛批了一顿,令全场哑然。她身上那种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气质却很吸引我,我们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她现在想拍一部关于八零后一代的纪录片,想请我当助理,但她所有的设备只有一台刚买的智能手机。我委婉地提出质疑,她却给我发来了一部美国导演拿智能手机拍出来的电影。她说她在学剪辑,一旦学会,就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正好树生远在深圳的女友要过来,止晦的同学溥文也在北京开会。我们六个人便凑在一起聚会。我和止晦张罗了一桌子菜,树生买了很多啤酒。我们支起一张桌子坐在柿子树下吃饭,喝酒,说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久违的甜蜜,空气里终于有了一点乌托邦的气氛。晚饭前,房东来房间取东西,随口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回答他说我们都是作家,来这里写作。我从来没有如此坦然地接受过这个身份。天黑得很慢,我喝了很多酒,却感觉不到醉意。我感觉我正走在发烧的梦境边缘,身边的一切都忽近忽远地变幻着形状。

  “你少喝点吧,不怕喝醉吗?”亦辛问我。

  “喝醉有什么可怕的,我最怕的是清醒。”我的回答引来树生的喝彩。

  “我总觉得止晦应该属于更多人,在别人身上只有问题的时候,他携带着真正的答案。”饭后溥文远远看着止晦洗碗的身影,突然对我讲,“这也是我始终不愿离他太近的原因,我不想稀释他身上的咸味,总有一天,他会像盐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

  “可是谦虚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原罪,每个人都在竭力展示身上的卖点。而他太害羞了,害羞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没想到溥文讲话居然和止晦的气质这么接近,难怪他们可以成为朋友。我试着把语气和她调到同一个频率上。

  在树生的怂恿下,我拿出吉他给大家唱了两首歌。我以前确实很想成为一名歌手,我觉得音乐人比作家幸福,他们的语言是不需要翻译的,即使有歌词,更多时候也只是一种辅助。而音乐是离不开现场表演的,也就是说和写作相比,它天然地敞开着。当然我很快就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音乐天赋,所以只能用来喝酒助兴,为聚会制造标准的文艺气氛。

  之后树生和他的女友决定去附近的果园偷桃,回来的路上,他们捡到一只黑色的流浪猫。大家的注意力便都被猫吸引过去,它有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像在散发白天收集的光。我们正准备吃桃时,止晦忽然问万一这些桃子真的打过农药呢。白天闲逛的时候,确实看到很多果树上都挂着“此树已打药”的牌子。经他提醒,大家都不敢吃了。

  夜里我去上厕所,看到客厅桌子上红扑扑的桃子,像是在向我发出死亡的邀请。我忍不住坐在沙发上吃了起来。亦辛睡不着,也从房间走了出来。她和溥文睡一屋,我则和止晦一起。当止晦说出这一就寝安排时,我似乎在她们眼中看到了一丝异议,当然这很可能只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溥文和止晦之前发生过什么,但我很清楚我并不想与亦辛有太过深入的交往,虽然我对她很有好感。但我知道穷人的爱情故事,一开始还能写出诗歌,没多久就只剩下账单。而且我已经发现,我太容易在异性身上投入情感,又不懂拒绝,为此浪费了太多精力,我现在需要的是专注。

  “说不定会中毒身亡哦。” 亦辛说她也要吃一个桃子。“那就一起死好了。”她的回答让我大受感动,反思再度被我抛之脑后。我忍不住盯住她的眼睛,她放慢了咀嚼,月光适时照了进来,营造出一种舞台效果。我吻了她,吃到了她嘴里甜到发苦的桃肉。我们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久久地抱在一起,似乎是在回味那种难以命名的欲望——我们既不肯定它,也不否定它。人的一生中值得回忆的夜晚并不多,我想这必然将是其中的一个。

5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朋友要过来,浪费了不少时间,但又不好意思拒绝掉。我带他们去逛果园,然后去参观附近的一座古寺,庙里有一排为堕胎的婴儿立下的牌位,每回都引来大家的感叹。我简直已经成为导游了,但我很理解这些上班族,他们需要用郊区的文学想象来缓解市中心的生存压力。写作却毫无进展,我只写了两个短篇,止晦的中篇也迟迟未能写完,树生每天下午四点下班,回到院子里逗猫。

  一天早上,我和止晦决定去爬山,那些山离我们很近,五分钟就能走到山脚下,刚来的时候,我们还说要每天上山去看一看树和天。因为走的人少,山路便呈现出遮遮掩掩的样子,而我的疑心病也很重,总是怀疑会走错路,其实又能错到哪里去,我们总不可能走出北京。止晦说我们应该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发明新的道路,于是在上山的小路中断之后,我们一头钻进了密林中。不知名的野花那么认真地开在无人的角落,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不过更惹人注意的是荆棘,没过多久我们的手脚便都被刺破。我感觉我们每往上登一步,山就往上增高一点,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山顶……

  终于,我们还是爬到了最高处。找到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我们从背包里翻出面包和矿泉水吃了起来。风吹干了我们身上的汗水和血迹,野草在招摇,远处的北京城在雾霾中依稀可见。

  “和这些山相比,高楼大厦真是丑陋啊。”我忍不住开始抒情。

  “是啊,就像是大地上的伤疤。我时常觉得那些建筑组成了一条河流,其目的就是把人给淹死。”和止晦聊天就是这点好,再戏剧化的台词,他也能很自然地接过去。

  “可是你说我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听到他的批判,我就想起那些反对的声音,“稍微用力一点,别人就说你偏激。”

  “只能继续写下去啊。偏激是必然的,因为现实就很偏激,如果不想回避,便只能如此。我觉得我们之前的写作都有太多稚气,所谓反抗,首先在于拿出真正的作品。”

  “可是全职写作真的可行吗?辞职以来,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持续产出的能力了。”

  “所谓可行性,就是一种论证;但这种事情属于决断,而非推理。任何人都无法持续产出创造性的作品,除非是写类型小说,或者那种匠气很重的小说。”

  “你现在怎么这么乐观?”

  “没办法,那么多糟糕的作家仍在写个不停,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羞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写下去?他们有着那么多迷人的中心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何况,人活在这世上,为了不坠入虚无的深渊,是必须要牢牢抓住一点东西的,而目前我们能抓住的也只有写作。”

  “不过不少年轻作家似乎都很享受这种虚无,他们认为当下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其他时代更糟糕,因而任何琐事都值得回忆,任何情绪都值得书写。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是的,题材竞争意识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几乎所有作家都有信心从他们的童年、故乡和内心挖出用不尽的宝藏。他们不需要外界的刺激,新闻时事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略大于整个宇宙’。何况他们的书房已经塞满了全世界的经典作品,根本无暇活在当下……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虚无是一种间接的恶。如果内心生活没有高低之分,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毫无区别,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就意味着‘恶’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任何东西,我们也不能对‘恶’做出任何判断或行动。从这个角度讲,虚无主义只能是一种道德败坏的集中表现形式。”

  这么说我觉得你还是很苦闷,你这无异于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长此以往,你不担心你会因此患上抑郁症吗?”

  “苦闷是人性的证明。当然自从抑郁症被发明之后,我们连苦闷的权利也没有了。你的困境被认为是你个人的病态。在这种体制性的压迫下,你不得不把抑郁作为一种情绪消化成抑郁症。况且,就算真的有病,对写作者而言不见得是坏事。我甚至认为医学,尤其是精神科医学的进步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退,我们有了太多的止疼药,以至于失去了与痛苦搏斗并从中攫取宝贵经验的机会。对我而言,写作是唯一有效的药方。”

  “可是写不出来怎么办?”

  “这是所有写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首先应该坦然。写作本来就应该像翻译那样,不是不停扩大产量,而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增加太多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勤奋,甚至将勤奋视为一种天赋。你一定也认识不少有写作梦想的朋友,但真正动笔的人不多,坚持下来的就更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队伍还会变得越来越小。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冲过终点的人不一定是最会跑的,但一定是最有韧性的一个。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勤奋的天赋。而我们现在还远远不够勤奋,所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果最后写出来的东西都通不过审查,或者根本就无人问津呢?”

  “重要的是先写出来。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一个地下文学的时代,如果此刻就开始解冻,我们会迎来文学高潮吗?恐怕未必,因为太多的人已经习惯了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舞姿。八十年代的作家就是吃了准备不足的亏,他们没有持续的能量释放出来,所以最后都抵抗不住下海经商的诱惑。”

  “可是我们得生存呀。”

  “其实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谓的生存问题很多时候都只是消费主义构建出来的谎言。我们现在的生存压力难道会比在战乱中求生的作家更大?难道我们会饿死街头?说到底还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就像今天上山一样,路肯定是不好走的,不然很多人都走了。”

6

  止晦的小说写到一个山西人,为了写好那个角色,他决定去临汾亲眼看一看黄河。树生也要去深圳找和她闹分手的女朋友,据说后者上次来京非常失望,她期望看到北京的繁华与秩序,树生给她的却只有荒凉和破败。院子里便只剩下了我和那只黑猫,那几日下起了大雨,我们一起盯着雨水看。

  雨水像是从天空的胃里伸出来的细密的爪子,它们打在屋檐上,像是有小动物在屋顶跑过,又像是机关枪一样扫个不停,带着复仇般的决绝之气。院子排水不畅,水位在不停上涨,雨水像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重回天空。柿子树的叶子被洗得发亮,那些柿子现在已经熟透了,但生了虫病,几乎没法吃,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自杀般地重重跌落在地。这些柿子使我意识到夏天比冬天更接近死亡,因为万物腐烂得更快。苍蝇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刚赶走一只,另一只又落了下来,它们似乎把我认成了尸体。屋子里全都是散场后的悲凉气氛。

  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我光着身子去淋雨,大声唱歌,随手抓起一本书大声朗读。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要用房间的秩序来拯救外部世界的逻辑混乱与道德沦丧。我整日整夜在室内流亡,墙壁是虚假的,我正在向更多的事物袒露内心。甚至连梦境都变得无比澄明,我感到我可以制造星座,规划河山……只是新的小说仍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为了能骑车在村子周围转转,我打算去城里把我的自行车骑回来,顺便找亦辛吃饭,我没有答应做她的助理,她好像有点不快。不过见面的时候,她仍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电影梦,她现在又有了好几个拍摄计划,一个比一个宏大。电影是造梦的机器,但对于想拍电影的人而言,造出来的往往是噩梦。尤其是国内的电影人,当电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工业,他们还怀着一种手工业爱好者的天真,企图单枪匹马做出心爱的玩具。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戳破别人的幻想泡沫呢?我难道不是正躲在郊区里吹泡泡吗?而且我已经看出她对此也并非有十足的自信,她经常说到一半忽然长叹一口气,语调朝着喃喃自语的方向下沉,然后像从梦中惊醒似的意识到对面还坐着一个人,才清清嗓子,加大音量。

  “我们的青春期或许太长了,我们应该设法中止它。”我还是忍不住对她讲。我看见一只飞蛾在她身后的玻璃上冲撞,像一种被反复引用的绝望。

  “然后呢?步入中年,安享晚年?我可不想把父母的生活再过一遍。”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在我心里早已冷却的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

  也许是因为我表现得有些冷淡,当我送她回家时,她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请我上去坐坐。当然对此我也没有抱有太多期望,尽管我已经备好了避孕套。那些在散发着桃子香气的夜里没有说出口的话,可能永远都无法说出来了。

  我去一个朋友家住了一晚,夫妻二人以前都是我的同事,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和我一样贫穷,后来却已经有房有车。去年换租房子,中间有几天没有住处,我在他们家留宿过几天,临走时我一时兴起,留下一张纸条:“我走了,谢谢你们收留我,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如果此生没有机会,下辈子一定报!”没想到他们现在还把这张纸条贴在冰箱上。我有些感动,但看到他们一整晚都在看综艺节目,还不时笑出声来,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该来打扰这种密不透风的幸福生活。我应该从所有熟人的眼前自动消失。

  从我以前租住的驼房营到长水峪有六十公里,出发前我看了一眼地图,就凭记忆往村子的方向骑。我想如果我中途迷路了,我就顺着一条路一直往下骑,直到骑到另一个季节,另一个国度,直到筋疲力尽累死为止。我还是无法摆脱这种矫情的想象……神奇的是,这一天我的体力和方向感出奇的好,我骑了四个小时就到了。村子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我居然有了回家的感觉。

  没过多久,亦辛认识了几个电影学院的学生,他们想要来院子里拍摄一个短片,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影片的主角是一个送煤的老人和他的智障儿子,高潮是不堪生存压力的老人差点把儿子淹死在洗澡的木桶里。剧组陆续运来了煤炭、浴桶和一堆生活用品,把那个废弃的储物间布置成九十年代的模样。杀青那天,我们去村头的餐厅吃饭。我们点完鱼后,店老板居然拿起鱼竿去餐厅后面的池塘里现钓。这种田园作风让大家啧啧称奇,纷纷掏出手机来拍照。导演说,我们可以“九十年代风情”为卖点将那间储物间租出去,还可以和村里的果农、餐厅老板合作开发一日游。不得不佩服这些年轻人的商业思维,显然他们更好地适应了这个时代。

  “你觉得你们这个戏有什么问题吗?” 亦辛忽然一脸严肃地问导演。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资金不足吧。”导演笑着说。

  “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你们的故事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只有一些关于穷人的符号,没有真正的血肉。”亦辛丝毫不留情面,气氛一度变得尴尬。我急忙打起圆场,说他们还年轻,能想到这样关切现实的题材已属不易。

  我望了亦辛一眼,她太敏锐了,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不小心流露出来的怨气。沉默片刻之后,她忽然说她有急事要赶回城里。我送她去公交站,她在站台上抽了很多烟。“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很可笑,做的都是些白日梦。但是我这些年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电影上了,电影对我而言不是梦,而是我的生命,是我唯一的现实。我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抓住的可能只是幻影,可是对于溺水的人而言,一根稻草就是全部的希望。”我正想安慰她几句,公交车忽然到了,她一脚登了上去,别过头说,“我不会再来这个村子了”。我忽然很想哭,我们这些在底层做梦的人为什么不能互相安慰?我想追上去叫司机停车,我想告诉她我可以把我全部的积蓄借给她拍电影,只要她开心就好。但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立在公交车扬起的灰尘里……我的烟抽完了,便捡起她仍在地上没有抽完的烟头抽了起来,那根烟的过滤嘴上还残留着她的口红。我想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剧组走后留下一堆垃圾,正好那几天下了几场大雨,雨水将煤炭化成了污水。我们清理了很久,但那些煤渣嵌在院子的泥土里,怎么也冲洗不掉。也许让他们来拍戏是一个错误,院子的结构已经被破坏了。

  我去倒垃圾的时候,院子的铁门被风锁上。树生把钥匙从厕所的窗户里扔给我,可钥匙却断在了锁孔里。我去镇上找开锁师傅,无意间在村头遇到一场葬礼。只见乐队从凳子上起身开始了表演,两个吹笙,一个敲锣,一个打鼓的乐手绕着一个吹唢呐的老艺人转圈。老人摇头晃脑地吹起了唢呐,他前俯后仰,身体夸张地配合着哀乐的节奏,吹到高音处,还钉钉一般使劲往地上跺脚,脖子上青筋毕露,像是要把毕生所学融进这最后一场表演。那唢呐好像也有了生命,在半空中引导、呼应着老人的身体。我直直地盯着老艺人手中的唢呐,那青铜色的管口似乎随时都会喷出血来。唢呐声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的脸上无不露出悲戚的神色。一曲演奏完毕之后,一个腰间系着白纱带的中年男子手托着灵位站了起来,众人便跟随他朝着村外的空地走去。我也悄悄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缓慢行进的路上,我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正在给自己送葬。白色的纸钱漫天飞舞,打在我脸上,等到把纸钱从脸上抠下来,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哭了。

7

  树生和他的女朋友分手了,他养的黑猫也不见了。我们去村子里找,一个老头告诉我们那只黑猫昨天傍晚在村头被车轧死了,尸体被他扔到垃圾箱里去了。树生带着死要见尸的冲动往垃圾箱的方向走过去,老头冲着他的背影喊道,别找了,垃圾今天早上已经运走了……我们回到院子,他默默了抽了几根烟之后说:“我不想在这个院子里住下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得知止晦有了一个出版社工作的机会,正犹豫要不要去。“如果无法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要是能发现三五个写作水平远在我之上的青年作家,此生不写,专为他们出书也是可以的。”我很想拿他在山上讲的话出来质问他,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我知道上个月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对我们而言,生存问题不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比别人嘴硬而已。只是我没想到,这个院子这么快就要分崩离析,我以为至少可以住满一年,感受一下四季的变化。那么,我该去哪儿呢?

  第二天早晨,止晦和树生还在睡觉,我小心翼翼打开铁门,骑上自行车一路向西,我一直想知道村子里的那条路究竟通向何处。我路过了好几座村庄,路边的老人都巴巴地望着我,像是要努力把我辨认成他们的子孙。偶尔还能看到几个男人在空无一人的路边挖坑,他们像是从城里的农民工队伍里走散,流落至此。自行车的链条掉了,我只好停下来试着让它回到正轨,弄了一手机油之后链条竟断开了。我把自行车扔到路边,用路边的沙子洗了下手,继续朝前走。眼前出现了一条隧道,我走了进去,前方一丝光亮也看不到,我大喊了一声“啊”,隧道里便响起一串回声,就像是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有好几个人在同时朗诵一首抒情诗。

   也许是因为我表现得有些冷淡,当我送她回家时,她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请我上去坐坐。当然对此我也没有抱有太多期望,尽管我已经备好了避孕套。那些在散发着桃子香气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