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

远子

  这天上午他走在去小区理发店的路上,远远看到那一排开着各式小店的彩钢房已被拆除,只剩一堆建筑废料和一堵光秃秃的墙壁,墙的中央贴着一张白纸,上书“以马内利”四个大字。

  他还记得不久前他就是看着这四个字,问理发师平时去哪里做礼拜,这附近似乎没有教堂。那是一个爱穿亮色衣服的东北女人,嗓门很大。从聊天中得知,她有一个独子,他们来北京十几年了,一直住在这个小区里,头些年在地下室,前年才搬进彩钢房。儿子多年前做过传销,现在在卖烤串。四处寻子的那几年,她信了主。理发师说全靠主,她的儿子才能从传销组织中逃出来。他想有信仰就是这点好,所有的好运都有了依据,而一切厄运都可以解释成必经的磨难。

  他站在路边抽烟,地上有不少烟头,他发现那些牌子他全都能认出来。本来他是打算先理发再吃饭的,现在理发的时间一下子空出来,而他又一点都不饿。他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好,就回到住处躺下,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头皮发痒,挠头的时候他忽然记起理发师手上的茧很厚,在他头上留下粗粝的暖意。他一时兴起,就发信息问她去了哪里,她似乎不会打标点符号,不过这倒很像她说话的风格。

  他这才意识到他们的离去与新闻有关。最近网上的热点事件很多,但他只是浏览标题。摄入太多负面消息对他来说是有害的,有时他走在上班路上,需要费尽全力才能将眼前的波澜不惊同新闻里的天昏地暗理解为同一个时代。他需要尽力避开这种令人不悦的龃龉感,活在一种一致性的假象之中。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理发师,安慰也许是不需要的,还有什么会比上帝的慰藉更有效?何况这种级别的挫折在她的一生中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他想,和同辈人一样,在一心一意制造心安理得方面,他也是个中高手……但他还是上网查看了新闻,并且任由愤怒感将自己填满。毕竟和以前旁观者的身份不同。事实上,刚来北京那两年,他也住在有火灾隐患的城中村里那种地方。即使现在,只要再稍微扩大一点,比例调高一点,他也会成为清理的对象。或许这根本就与火无关,在这场运动里,真正的隐患是那四个字。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贴出了类似于消灭四害的标语。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他曾在不同场合被人这样问过,也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但他后来慢慢意识到这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种巧妙的羞辱方式:既然你提不出解决方案,为什么你就不能闭嘴?既然你开不出药方,你就应该对疾病保持沉默。

  想到这里,他就感到心烦。书架上有一排政治学名著,什么《正义论》、《修辞术与城邦》、《通往奴役之路》,他早就应该通读一遍,不说可以应答如流,至少不用总是在原地打转。可是在网上吵赢了架又能证明什么呢?他一边想,一边查看那些与其说是新闻(记者们好像都在休产假),不如说是一些碎片式的见闻和猜想。

  一个熟悉的地名从他眼前划过。三年前,他去拜访过一个住在那里的朋友成乡。要经过一条热气腾腾的“商业街”才能抵达他的住处。这些逼仄、凌乱的店铺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北京郊区的农村业已建成了小县城的模样。饭后成乡带他去村里的“工友之家”。那里有两个水泥做的乒乓球台,一个小的图书室,和一个剧院。门口贴着一句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邀请他们进剧院去看话剧排练。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去台北打工的菲律宾人,而这些演员居然全都是从台湾过来的,导演还是一个日本人。这大概是他离英特纳雄纳尔最近的一次。在这之前,他完全想象不到还有人在二十一世纪延续着二十世纪初的激情。那个姑娘就坐在他们身边,脸上挂着甜蜜而友好的微笑。彩排结束后,她问了他们很多关于话剧的问题,将他们的回答仔细记在纸上,还邀请他们晚上一起吃饭。

  也许是被这种听说过没见过的集体气氛所感染,他们接受了邀请。饭菜是村里的阿姨做的,菜装在脸盆里,吃完之后大家各洗各的碗筷,一起说说笑笑。食堂里只有一盏低瓦数的灯泡,他看到他们庞大的影子在墙壁上晃动……后来话剧上演,成乡喊他去看,他却借口逃脱了。剧本其实很粗糙,表演也显得有些业余,而最重要的是他还得上班。他已经发现,工作其实是一个万能的借口,所有施展不来的才华和抱负都可以归因于工作的压力。也正因为此,工作也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那些危险但很可能有益的情感或思想苗头都将止于一种忧虑:算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网上说村子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要被“清理”了,村委会贴出通知限人们当天搬走,但也有人说通知没有盖章,是伪造的。那么还会有人在那儿排练话剧吗?那么还会有人在那儿排练话剧吗?也有人说通知没有盖章,是伪造的。他不禁有点后悔当年没去看那场戏。他们真的是一群可爱的人,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梦想聚在一起。这种梦幻般的情节在他此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管是为了凭吊,还是为了见证,他都决定在这个下午去看看,顺便重访一下那个院子。这个决定里含有行动的意味,他不由得激动起来。“我看过你们的戏,在三年前一个阴雨的下午……”“因为历史已经开始了,我不能置身其外……”公交车上,他在内心的小剧场里编排各种独白。虽然不知道自己去了之后能做什么,但他相信他已经迈出了象征性的一步。在此之前,他只是躺着、坐着、看着,流经他的时间都是凝滞的。他终于要处于流动之中了。

  

  雾霾还是又冷又硬,而且好像变得更加细密。人们依据正确的姿势走在村子的街道上,街边甚至还有年轻姑娘在喂流浪猫,比他想象中的画面要风平浪静得多。有几个拾荒的人在巷子里翻捡垃圾,他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正准备换个角度再照一张,忽然走来一个中年女人,问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照。还没等他回答,她就要求他删掉照片。他说手机里的照片是他的隐私——他想正是“隐私”这个词激怒了女人,她脸色一沉,眯着眼睛一边点头一边说:“行,你给我等着。”

  这无异于当头一棒,他隐隐感到害怕,不知对方预备怎么做,但还是埋头往剧院的方向走去。路口转角处忽然钻出四五个大汉挡住他的去路,他们都掏出手机冲他拍照、录像。领头的男人命令他删掉照片立即走人。他想起来他们好像是“联防队员”,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秩序,网上有人提过。但他对此毫无防备,紧张得发抖,只好服软当着他们的面删掉照片。可是随后转念一想,他又感到忿忿不平: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力这么做?

  他追上那几个大汉,要求他们也删掉自己的照片和视频,但他们根本就不予理睬。中年女人跟过来,冲他喊叫:“你还硬气了,你有什么权力在这里拍照?你有记者证吗?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跑到这里瞎拍一通,再发到网上,我们村的名声都被你们给败坏了。”那几个大汉继续往前走,他脑门一热,推开了双手叉腰立在他面前的中年女人。“什么意思?打人是吧?”她的声调再次加高,他意识到自己留下了把柄,慌忙解释说自己并无恶意,只是情绪有点激动。但女人不依不饶,她的嗓门迅速招来一群围观的人。

  有两个路人在弄清楚状况之后都小声对他说:“赶紧道个歉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会儿她该报警了。”先前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现在又迅速走向饱和,二者都妨碍着正常思考。他冲女人说了声对不起,并深深鞠了一躬。他想用这种夸张的仪式制造出一种反讽的效果,但很快又感到后悔:万一对方察觉不到这层意思,他就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懦夫了。“你别假惺惺给我来这套,让你走的时候你不走,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掉了。”听到她这么说,他竟感到松了口气,似乎从中挽回了一点颜面。

  女人果然还是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警车把他们拉到派出所。在登记完身份证号,住址和工作信息之后,民警问他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他很想立即回答他,但他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为什么他问问题,他就要答?谁给了他主持正义的权力,而他为什么要在话语中服从。他忽然意识到什么,进而失去了反抗的冲动,只剩下一股极深的无聊。他发呆了一会,感觉自己有点冷。他的手的确在发抖,然后听到自己以特别慢的语速交代道,我有个朋友,他是个诗人,准确地说是个未遂的诗人,就是犯罪未遂的那种未遂。看到警察点了一下头,他又继续说,他读过很多卡夫卡,喜欢阿巴斯。卡夫卡你知道吧?一个犹太人,很有名的作家,老是做梦,梦见他爸判他死刑。

  不是,这跟你出现在村子里有什么关系?警察终于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就是我这朋友,他曾经在这里住过。他生前过得很压抑,肯定也试图自杀过好几回,哪知道后来出了场车祸死了。昨晚我梦见了他,便过来看看。哪知道看到了不该看的。

  

  民警也不打算增加自己的工作负担,便开始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基本法律你还是要遵守的,你首先要有工作证,其次还要征得当地村委会的同意……这事儿不能怪当地村民,要是有人天天去你家又拍照又录像的,你能受得了吗……何况现在间谍太多。所以我说你呀,该干嘛干嘛,回去好好上班,别来这儿添乱了。”

  这番温和的车轱辘话虽在意料之中,但对他的杀伤力还是很大,他头脑发昏,不得不频频点头,祈祷民警早点说完,以便早点离开派出所。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他们互相出示手机,删掉对方的照片。“联防队”只派来一人,并声称自己手机里的照片已经删掉了。他也不想再计较了,离开派出所的时候,他甚至拉着玻璃门,让那个中年女人先走了出去。

  

  回到小区天已经黑了,在小餐馆胡乱吃了点东西后,他看到另一家理发店的招牌。今天的事因理发而起,也应以理发而终,他这样想着,朝理发店走去。这家店他之前见过,本来是临街开的,店门在最近的“退店还墙运动中被封掉,只能从小区的居民楼里绕进去。进门后竟首先看到一桌子打麻将的人,往里走才是理发店。前面有三个人在排队,他们抬起头目中无人地望了他一眼,又低头玩起了手机。理发师同顾客谈论着最近的房市,他说他本来准备换房,谁知遇上新的限购政策,不仅房子没换成,还损失了好几万块的定金。

  他可以向谁诉说今天的遭遇呢?这一切又该从何说起?在派出所的调解书上签字、摁手印的时候,他甚至在想自己会不会因此留下案底。也许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毫无疑问,他所拥有的勇气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少。悔恨和屈辱在他的胸腔里交织盘旋,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此刻他也很想有一个。

  “我们这代人没救了,”他的脑海里没来由地蹦出这句话,“是的,没救了。”这个结论反倒使他平静下来。房间里很暖和,以至镜片上起了雾。他就那样坐在沙发上,听着搓麻将的声音,等着雾气渐渐消散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