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于飞

三三

  他们自己搭了个阁楼,面积不大,一张小床贴着墙壁放,旁边是木柜、三五牌座钟、一个海螺形状的烟灰缸。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一个人爬上阁楼,躺在小床上睡睡醒醒。偶尔有人来串门,我就从楼梯口向下伸出头。我尽量不动声色,想听清楚他们讲些什么内容,但她的雷达总能准确地探测到我,接着大步流星地跨上台阶,一把将我举起放回阁楼。通常,她会叮嘱我说,“太危险了,要是摔下去,你妈要把我骂死的。”也有两三次,她一言不发,只是顺手把我摆正,好像我是一个从果盘里滚出去的苹果。

  一个下午,我从楼下偷了把剪刀上来。我把它端在手里细细打量,黑色,刃口有一层不均匀的红棕铁锈。在某个时刻,我自以为看明白了关于剪刀的一切,它的重量和其它性质如何,它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将物品剪破时的切身感受。几乎是鬼使神差地,我把剪刀掰开,用其一侧的刀刃在我的左手手掌狠狠划了一刀,我能感到它掐进我的肉,我的手心滚滚发烫。起初伤口很淡,只像手心徒然多出一条与命运相关的杂纹。它慢慢裂开,几秒之后,大量鲜血涌了出来,我才如梦初醒般大喊起来。

  她飞快地来查看我,床单已染上杂乱的血色花纹。她显然比我更加慌张,急忙从楼下电视机后面翻出一个蓝色塑料药物盒。我在上面盯着她的背影,她花白的头发过于硬朗,摇摆时就像一丛覆雪的枯草。

  碘酒,紫药水,最后贴上一张快过期的创可贴,两边的橡胶面已经没什么粘性了。她一边处理我的伤口,一边叫唤她的丈夫。她丈夫比她大十五岁,他身体孱弱,耳朵基本聋了,衰老的黑魔法将他彻底变成一个木头人。她知道那样的叫唤无济于事,但还是不停地喊他,这样做多少给她带来勇气。

  那时我只有六岁,所有异常行为都可以用“调皮”来概括,她并没有追究我自我伤害的原因。

  她把我拽到楼下,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她格外气急败坏。我的膝盖敲在楼梯的木头台阶上,一瞬间失去了知觉,等疼痛跟着涌上来时,我不禁哀嚎起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先从我口中冲出来,带动了我的泪腺,接着眼泪识趣地落了下来。我满脸通红,我终于表现得像一个受尽伤害的孩子了。

  她的丈夫在桌边的藤椅上坐着,对眼前的画面视若无睹。几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他还没这么木讷,偶尔也会去楼下公用厨房做菜,或是尽力提一桶水上来,弥补房内无水管的缺陷。许多年前,当她丈夫还有能力掌控生活时,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从来不需要她做任何事。对于我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我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而散播这些内容的人正是她自己。她对不同的人讲述引以为豪的旧日生活,最后补上一句,“你说时间吓人吗?现在时间让他坐了下来,有一天还会让他躺下来,盖上一块板,他就彻底结束了。”

  她没有理睬我,径直走到她丈夫面前。她也哭了起来,拼命跺脚,毫不顾忌楼下邻居会察觉到家里的风浪。不知过了多久,她体内的能源烧到尽头,她蹲在藤椅前大口喘息,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你说怎么办?你说我怎么跟她妈交代?你好歹说点什么。”

  我坐在床沿上,眼看她用夸张的哭闹抢走了我的风头,而我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脑子里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在滚动,尽管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那几年世界是张开的,无知令我获得额外的思考自由。反而是在我稍加成长以后,更确切的说,是当我发现自己深藏于平淡生活下那颗幽暗的心时,我失去了某种思索的激情。

  我在想两件事,一是我为什么要割破自己的手掌;第二,我厌倦了房间里这种偏激又无用的对峙。那段时间,我外婆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正在住院,命悬一线。我想的是——那更像一个恶毒的诅咒,我想,假如我的外婆可以平安出院,我愿意这个房间里的人代替她死去。

  

  幼年的我,正逢我父母对事业怀有野心的时期。父亲早出晚归,母亲主动要求调到郊区去协助新厂的筹办。我们家中仅存的老人,我的外公外婆,各自携有随时可能复发并造成一场混乱的疾病。出于现实考虑,家人把我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领我的老太太姓包,我叫她包外婆。我被送去她家的第一年,她六十四岁。

  包外婆家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不过她说喜欢小孩子,每个月收的钱也不算多。我在包外婆家里度过每一个工作日,礼拜五黄昏之前,我父母中的一个会来接我回家。总是疲倦的面孔,却洋溢着一股新鲜感,我被交还到父母手中,我对这个暂时寄宿的家庭说了“再见”。

  事情发生前最后一个礼拜五,我手上的裂口还没愈合,不过已经过重新处理,创可贴换成了纱布。那件事结束后的许多年里,我无数次回溯这个礼拜五,想在细枝末节中发现某些旧日忽略的线索。然而,上演在过去的情节永远失去了再次被求证的机会,细思反而更加困扰,我就像在迷雾森林中寻找出路的鹿,每一步探索都在逼近一个陷阱或旋涡,却与真相背道而驰。

  与平常的日子相比,礼拜五总显得更鲜艳一些,那些平时不在的人会汇聚到这个家里。包外婆有一个外孙女叫燕燕,正在念初中,每周五下午都没课,所以她和她妈妈会来探望包外婆。当时有个沪剧选段《燕燕做媒》很有名,里面的女孩子恰好和燕燕同名,我耳濡目染学会了几句。有时我当着她的面唱“燕燕侬是个小姑娘,侬做媒人不像样”,她便撇下嘴,原本就下垂的唇角像是忽然受到了更大的地心引力。我是到后来才明白,这样的表情并不代表愤怒或嫌恶,她只是在默默忍受我幼稚的行为,以及这无边无际、没有意义的生活。

  我和燕燕曾有过热络的日子,在我刚去包外婆家时。我们在狭小的房子里玩捉迷藏,我从橱柜躲到床底,白日渐渐黯淡下去,我趾高气昂地从某个地方爬出来,燕燕抓住了我。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她是假装没有看见我,好让这个游戏尽可能显得有意思一点。她一边找我,一边讲一些好笑的话,“有一只小猪在桌子底下吗?哦,这里没有。”任凭我笑出声,她也不会扑向我的窝点。

  我们是在哪一天走到了游戏的尽头,我记不清了。自从与弄堂里的同龄人打成一片以后,我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或者我长大了,对一个孩子而言,一两年之间落在她身上的变化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我和燕燕不再像过去那样默契,当我们经过弄堂里的香烟摊时,她开始威胁我,要把我卖给看摊位的老太婆。她还霸占了我的学习机,尽管我那个年纪还不会使用那种东西,但她强势地夺走属于我的东西,仍然令我苦恼不堪。这些都使我能更容易接受她的淡出,继而转头把我全部的友谊腾出给新的小伙伴。

  

  那个礼拜五,燕燕还没来,吃完早午饭,包外婆带我去后弄堂的一个邻居家里看打麻将。她叫那个邻居“阿米姐”,我也跟着她这样叫,以前她会装模作样地打我手,惩罚我没规矩,可那天她根本没有在意。她脸上的肌肉在几日之间失去了弹性,皱纹更加冷硬地嵌进肉里,像新开在面孔各处的无数道沟渠。

  我们在这里算常客了,打麻将是她唯一的消遣。包外婆把大片日间时光花在这里,我则跟随她。实际上,我更好奇包外公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他们刚买彩电不久,电视机从早到晚都开着。我偷偷观察包外公,电视里色彩繁杂的人群在蠕动,包外公始终无动于衷,他的视线甚至没有焦点。包外婆嘟囔说,“到底看不看,不看我关掉了,不要浪费电。”她一直这么讲,却从来没有真的关过电视。她下不了狠心,她还没明白包外公俨然成了琥珀中包裹的昆虫,冷淡,稳固,死气沉沉。

  阿米姐看出包外婆心不在焉,也许大家都看出来了,只有阿米姐说出口,“你今天怎么啦,输得厉害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包外婆说不用,大概入秋了,最近身体不大舒服。他们打得很小,即便一输到底也在各自能够承受的范围之中,这点他们心照不宣。

  别人就说,那还带什么孩子,早点退休啦。

  包外婆说,老头子血里有毛病,要花很多钱治,具体多少她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农村户口,没有劳保的,带孩子多少能赚点钱。

  就在那间人声鼎沸的小屋里,我第一次听说包外公的病,而四周的人看似早就知道了出落在包外公身上的不幸。他们的坦然如同一种默认:人老了确实如此,不是得这种病,就是得那种病。他们还讨论了我,用对待商品的口气,好像完全没注意到我当时也在场。又或者他们以为,孩子的体内自带一个信息过滤器,要等他们的肢体发育成大人的模样,那个机器才会渐渐消失;而在此之前,孩子什么都不懂。

  人们讲了些场面话便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有人说,你自己身体当心,那个药还吃吗?最好不要吃了。

  包外婆摇摇头,好像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她从口袋掏出大前门香烟,右手拇指拨弄着打火机上的打火轮。包外婆有抽烟的习惯,几十年了,只抽最便宜的香烟。阿米姐皱起了眉,像突然想起我的存在似的说,“怎么在这里抽烟?对孩子不好。”

  包外婆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慢慢转向我,说燕燕应该到家了,让我回去找她玩。

  我以前很喜欢看他们打麻将,那天获准离开阿米姐家里时,我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异样感觉。房间里潜藏着怪诞的气氛,多年以后,我穿过回忆,我发现那令我窒息的东西是死亡。虽然被死神追赶的似乎是包外公——一个全然不在场的人,可是所有人都感到了死亡将至。在他们那个年纪,已经有看不见的手替他们开通了理解死亡的天赋点。

  

  我顺从地踏上了返回包外婆家的路,并不是去找燕燕,而是打算追随我的新朋友们。那支同龄人队伍多由顽劣的男孩组成,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孩。他们之间的游戏相对来说更粗暴,比如玩泥土,翻墙爬上屋顶探险,或是撕掉蟑螂的翅膀。那时我对于周围世界的判断还很迷糊,我隐隐感到他们身上有我羡慕的东西,能在他们的队伍中找到一个位置是我的荣幸。

  我从阿米姐家出门遇见他们时,他们正在玩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从前游戏很少,一群人围在一起,多是依赖幻想来进行娱乐。在背景的设定中,眼下是世界末日,而他们则承担着拯救世界的重任。没有人愿意扮演毁灭世界的怪兽,所以大家都是宇宙英雄,他们翻遍弄堂里的草木与垃圾,想找出变装过的“敌人”。有个男孩子率先看到了我,他和我打招呼,做了一个让我不要说话的手势。我朝他点点头,踮脚轻声走进他们之中。

  燕燕站在包外婆家的大院门口,远远望着我们。她脖子伸得笔直,像在码头张望远航归来的帆船,仿佛对我们怀有某种期待。

  没过多久,弄堂口弥漫起突突的声响。游戏自然地暂停了,我们像涨潮时躁动的浪涌向迎面而来的残疾车。它还没开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叫起来,“瘸子——瘸子——”,节奏统一宛如狂欢喜宴的开幕词。

  燕燕的妈妈阿君停了车,让金属助步器先落地,然后整个人压在顶端的三角形支架上,缓缓移动起来。阿君在乔家栅小吃店工作,每次来看包外婆都会带点糖果给我们吃,几乎形成了惯例。她总是笑眯眯的,我们叫她瘸子,她也不生气。

  唯一横眉怒目的人是燕燕。我曾在包外婆家听到燕燕责怪她妈,她说我们都是没良心的小孩,没必要取悦我们,吃了糖嘴巴还是一样臭。阿君并将此当作很严重的事,她还是笑眯眯地说,不要紧的,反正单位拿的又不要钱。当时我很难过,我隐约感到自己喜欢看燕燕生气,我叫阿君“瘸子”的快感比别人多一层,那是源于对燕燕的报复。我们之间有过的美妙之物已经垮掉,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像行驶过一条漆黑的隧道之后,忽然看见一团令人窒息的庞然大物落在眼前——它已然在那里立着。在此之后,我们分别想方设法,试图依仗自己的优势成为霸凌的一方。那天没有人和我玩捉迷藏,可我还是钻到了桌子底下,在那个维度,床底、柜子底、冰箱底所有的黑洞一齐射向了我。

  “今天没有糖……”阿君讪笑。

  我们很失望,最大胆的男孩子还用拳头敲了一下残疾车车头,燕燕冲上去要打他时,他灵巧地缩回队伍里。我们回头跑了,阿君朝我们问到,“寿糕要吃吗?我还有三块寿糕,味道也很好的。”

  不过我们跑远了,没有人理睬她。

  

  世事没有稳定的走向,在你松懈的某一刻,或你以为生活将永远温和地顺流而下时,猝不及防的急转弯便来到了眼前。

  礼拜一的早晨,母亲顺路把我送到弄堂口,我慢吞吞地往那个熟悉的大院走去。

  一进大门,燕燕拦住了我。我们不和对方讲话已经很久了,惯常的相处方式是视而不见,面对她的阻拦,我非常恐慌。我很快看清了她的脸,她眼皮鼓了起来,原本微弱的双眼皮彻底不见了,布满红血丝的眼球像一个石榴的剖面图。

  她说,“你别上去。”接着她转过头,往二楼的窗口喊到,“妈,她来了。”

  她反复喊了几遍,阿君从窗口探出头,同样满脸哭腔,一种对她而言格外别扭又丑陋的表情。阿君说,“你带好妹妹……还有,念佛机没电了,你到小卖部去买两节五号电池,我下来给你钱。”

  燕燕说,“我有钱,你放心。”

  我完全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燕燕拖着走了。我暗中做着最坏的猜测,一边偷偷瞥向燕燕,她脸上没有浓烈的泪意,而是显得特别刚毅,一副雄心勃勃的模样。我们路过阿君停残疾车的地方,路过我每次都跳着走的下水道盖,也路过了小卖部。我拉住燕燕,告诉她走过头了。她甩开我的另一只手,不以为意,依然大步向前走。

  我们走出弄堂,四周一下子敞亮起来,毫无杀伤力的清晨日光把我们勾成银色,燕燕被编成一束的发丝纷纷折射着光芒,好像此起彼伏的群星此时正落在她头发上。我们的终点是大路尽头一家新开的便利超市,我迟钝地发现她之所以绕开了小卖部,是因为里面的人都认识她,她不想用红肿的脸庞向别人暗示家中的变故,不愿意被任何人讨论。

  燕燕不会对我解释任何事,但是随着我在光阴的轴线上渐渐走远,过去的许多疑惑自然会匹配到恰当的答案。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我想到燕燕站在货柜前犹豫的样子,迟来的感慨与悲怜终于追上了那个倔强的初中女孩。她面前就是摆着电池的货柜,可是莫名其妙地,她对母亲的那句嘱托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她弄不明白要她买的究竟是五号电池还是七号电池。那时我的头脑是清晰的,我在边上不断提醒她,是五号电池,五号,大一点的那种。她没法相信我,甚至不相信自己,她的思绪如同一个马蜂窝,向内陷落了。最终,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把五号电池和七号电池各买了两节,才抬头离开便利超市。

  阿君在门口等到了我们,我从她们的言谈中拼凑出了事情的始末,包外公去世了,死在心脏方面的毛病,短短十分钟就从人间过渡到了死神的疆土。一开始,我努力充当一个本分的旁观者,听她们无关痛痒的对话。我还记得燕燕说,四年前,外公的老同事有一个问他借了500元钱,后来好像一直没还。阿君说,怎么可能,你外公从来没说过。燕燕说,外公后来不行了呀,肯定忘记了,现在不讨以后说不清了。阿君说,你不要瞎想了。燕燕说,不行,我要去讨回来。阿君哽咽着说,不要添事了,小祖宗,带妹妹出去玩吧。

  这时去哪里玩对我来说都没有吸引力,我只想到楼上去。我就说,我要上去看看包外婆。

  阿君阻止我说,不要去,而且外婆也不在楼上,我们把她送到我家了。外婆年纪大了,这种事情她经不起的……

  阿君断断续续的哭泣极具感染力,几乎不受自我控制,我也流下了眼泪。我想到另一件事,我说,那我也要上去的,我养了小蝌蚪,不换水会死。

  燕燕的嘴角如同灌铅似的垂下去,她越抿紧双唇,下垂的弧度越明显。她把我推到门外,死死盯着我,仿佛看穿了我所有心思。没过多久,她又稍许绵软了下来,她说,楼上有很多大人,他们在讨论大人的秘密,你不能听。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事,我的外婆从重症病房回来了。她收到的六张病危通知书都没能掐断她的命脉,只是为谈笑话题增加了一点刺激。

  也许对于衰老的人而言,好日子本来就难长,不出八年,外婆又一次被手术台召唤回去了。经过一段令人不耐烦的休养,我们从医院里接她回来,她的毛发更稀疏,全身上下都苍白了几圈,幽幽散发着寡淡。

  我在熟悉的皮沙发上坐下来,突然想起许多年前的诅咒,当初我的外婆活下来了,而包外公始料不及地离开了人间。以饱含戏剧性的目光打量人生,是必要的,事情会变得更好接受。可是即便我知道这样的道理,当神秘的力量将我昏暗的愿望变作现实时,我依然不能安之若素。我想着我人生中的种种厄运,究竟哪一段才是为这个诅咒付出的代价;或是包外公的鬼魂有没有对我进行报复,也许他并不实际下手,只不过在每个寻常的夜晚,幽怨地盯着我的脸。

  我永远不会把诅咒的事说出口,但我忍不住讲起了这些消失在我童年中的人,我说包外公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向来沉默寡言,哪怕在他耳朵聋掉之前也是如此。他以前当过厨师,还给我做过他拿手的鸡翅。那个味道像咖喱,却又不是,我后来再也没吃到过类似的味道。

  外婆说,可惜好人不长命,什么毛病走的?

  我的母亲具备中年妇女的特长,拥有十分卓越的收集小道消息的能力,她总能补充完整旧事的细节。此时,她告诉外婆,是心肌梗塞,走得极快。她一挥手,像在驱赶一道光。

  外婆问,那个老太现在身体好吗?

  母亲说,老头死了以后,老太就搬到普陀一个养老院去了,我们每年过年会去看看她。别的都还好,就是脑子糊涂了,有时候搞不清楚我们是谁。

  外婆点点头,仿佛还能知道包外婆的消息,多少也让她感到安慰。

  母亲继续说,那个小姑娘你还记得吗?燕燕,阿君的女儿,中专毕业找了个男人。据说今年女婿上门了,要是真的结婚,我们也要送点钱。

  外婆说,蛮好,婚礼叫你的话肯定要去的。

  母亲补充说,女婿是个电工,都听燕燕的。

  她们娴熟地置身事外,谈起他人的生活时如此轻描淡写,讲过便忘了。她们同样忘了我当初软磨硬泡从燕燕手中打听来的那个秘密,我竭尽所能,利用孩童的身份向她耍无赖。最后,她厌烦了这场语言拉扯,才向我妥协——她说,包外公临终前,告诉阿君,原来阿君是领养来的。因为他们生不出孩子,花了些钱也没查出是谁的毛病。

  我怀揣着这个没被包外公带走的秘密回到家,兴致勃勃地传播开来。我的母亲当时说,阿君肯定很感激他们,领了她这个先天残疾人。不一会儿,她端着水杯从房间里出来,又说,我想想不对呀,这事情很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听说阿君是领来的。

  不过,我的母亲并没为这些事情费太多精神,反倒是我,被回忆的水藻反复纠缠。

  在不同阶段的回忆里,许多细节发生了变化,平行空间不加掩饰地乱窜起来。

  在一部分记忆中,包外公去世的那一天,燕燕发誓要找到那个欠钱不还的老同事。她对那个人的情况毫无头绪,更不知道他家地址在哪,所以她只好拉着我,沿街一路走去。路的尽头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庙,我特别害怕四大金刚涂满彩釉的面孔,就紧靠在燕燕身边。我们在门口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燕燕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在另一部分记忆中,燕燕走开了,我最终突破所有阻挠上了楼。楼上闹哄哄的,没人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一个我。平时包外婆口中那些乡下的亲戚都出现了,我看见一个拄着龙头拐杖、比所有人都老一辈的女人,端正地坐在藤椅上,指挥其他人布置灵堂。人们对她很恭敬,可我透过回忆观察她时,我发现她露出一种异常荒诞的神色,她活得太久了,亲手操持了许多晚辈的丧事,自己却还没有死。对她而言,比悲恸更真切的,恐怕是耻辱。

  当这些相互冲突的记忆超过一定数量时,哪段是真实的,已经不再重要了。我在一个多维构架的世界中游荡,迷雾重重,但这恰是它本身。

  

  等到燕燕真的办婚礼,又是三年后的事了。

  年初去养老院看包外婆,阿君把燕燕的婚事告诉了我们。那次包外婆情绪不高,她在窗边坐了很久,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悄悄问她在这里开心吗,她斜眼看着我,好像我提出这个问题不坏好意。

  我的母亲和阿君在远处聊天,她们尽量小声,以免房间里其它老人抱怨。她平时几乎不来这里,因为每年年初五去看望包外婆是我们的习惯,她才特意过来接待我们。

  那些老人大部分比包外婆更老,晚年疾病令他们娇弱而支离破碎。护理工告诉我们,其他老人本来对包外婆就意见很大,她总是在房间里抽烟。有时半夜里睡不着,她就一个人坐起来,旁若无人地点上一支烟,结果把大家都呛醒了。护理工拉开包外婆的抽屉,里面有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说,你看呀,不知道没收过多少次了,她还是会自己跑出去买烟。她又抓起包外婆放在一个信封里的零花钱,开玩笑似的说,哪天我把你钱全拿走,看你还怎么买。

  包外婆丝毫不理睬护理工。自从包外公去世以后,包外婆收拢了通往外界的抽象吊桥,以前她很热烈,同人打交道让她神采奕奕,现在截然不同,世界好像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她不再大怒或大笑,情感从她的驱壳上剥离,她自身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我们每年都给包外婆送钱,随着时代的拓张,每一年我们都给她更多钱,希望她能更顺利地维持整个生活体系的运转。可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深陷于自己独特困境中的人,无论我们给她什么的,都是杯水车薪。

  还有一件事情每年也都在重复,阿君会问我们要电话。她有时记在包外婆的台历上,有时随便找张纸抄下来,后几年她有了手机,费力地把我母亲的姓名与号码输入其中。但是到了第二年,她仍会让我们留下号码。唯独燕燕结婚的这一年,她格外慎重,一笔一划地把我们的信息记在本子里,说到时候会给我们寄喜帖。

  

  燕燕的喜宴订在一个婚礼会所里,会所中有好几间长方形的隔间,并排列在一起,几对新人各自进行着婚礼。每个隔间门口都挂着一块刻有大厅名字的木牌,燕燕订的是“牡丹厅”。

  我记得那是开学不久,我刚升上高三。老师通过疯狂布置作业来缓解双方的焦虑,参加婚礼无疑浪费了许多时间,我坐立不安。我的母亲不时瞪我一眼,也许她担心我急躁的模样使我看上去没有教养,而别人会认为那是她的过错。我的父亲不管这些,无论在哪里,只要给他泡一杯绿茶就没事了。我们一家人和他们的远房亲戚分在一桌,一群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们。他们彼此之间却是熟悉的,日常话题被熟练地抛接,他们聊得津津有味,而我们是一头雾水的观众。

  六点敲过,突然黯淡的灯光将整个大厅推入沉默。经验告诉人们,新娘即将上场,于是他们止住话题,一部分人放下过早拿起的筷子,所有人陷入同一场等待。

  我不知道这十多年是怎么过去的,可我没法细想,我没法以某种逻辑从中提炼出些什么,假如真的有我可得的东西,那也只有悲怆而已。那是一种无力回天的无能感,回望过去,不过是循环地体验失去的过程。十一年以后,燕燕走在虚张声势的红毯上,曳尾白纱如被风吹动的卷积云,缓缓向前漂浮。她看上去不像当年那样生硬、倔强,也许现在的她对死路有更准确的判断能力,反正到后来我们总能学会这一点。

  新郎比燕燕略矮一些,西装革履勉强遮掩住他的平凡。他抓住她的手,从那一刻起,燕燕一直在流泪。

  宣誓仪式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电流再度通过一盏盏暂时休眠的灯,大厅明晃晃一片,同桌的每一张脸又变得清晰可见。

  他们本不该置任何评价,但他们还是说了。

  高墙的倒塌从我右侧一个中年女人开始,她说,燕燕也真不容易。

  她的同僚纷纷呼应。有人说,是啊,他们家都不容易,发生了那种事,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

  有人夸燕燕的丈夫,说这个男人太好了,一点都不介意。

  别人说,阿君又不是老太亲生的,这精神病怎么都遗传不到燕燕身上,有什么好介意的。

  在包外公被火化的很多年以后,那个秘密终于浮出水面——和阿君的身世无关,而是关于死亡本身。我们从前有过的好奇早就耗尽了,谜底却忽然揭晓,这事实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我的父母对视了一眼,母亲拿着筷子的手开始发抖,她努力把手搁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偷偷捏住我的膝盖。她想尽量控制自己,但这对她来说很难,她的眼眶里甚至上涌了泪水。她没有撑过多久,就找了借口去厕所,剩下我和父亲听完了整个过程。

  是包外婆砍死了她丈夫。她先想办法让包外公吃下安眠药,等他熟睡之后,她就找来了刀。包外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脑壳已经破裂了,不明液体流了满床。他的胸口也被切开,有一眼数不清的刀痕,细细密密像一张网。

  她原先的计划是先杀了包外公,然后自杀。不幸的是,她自己没有死成,只是在左手动脉处留下三个浅浅的伤口。

  警察赶到他们家里才四点多,某个听到奇异动静的热心邻居偷偷报了警。警察例行公事检查了尸体,立刻将它送去火化了。她本来要坐牢,最终却因为各种人对她的同情得到了豁免。医生鉴定出她是个精神病患者,为了得到这样的结论,似乎阿君还从中进行了斡旋。阿君交代了以后的打算,把包外婆送进精神病医院,那里自然有人成天盯着她,警察也满意地结了案。

  实际上,那些熟人更倾向于相信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觉得她是处心积虑地作出了报复,报复对象是她自己的人生。她年轻时一直想生孩子,结果屡次让她失望,一年又一年过去,她的肚子还是干瘪如旧。他们没有闲钱治疗,试过几个偏方并没什么用。丈夫好的时候确实对她不错,可他有时候也会打她,然而相比他们穷困的日常生活而言,皮肉之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这些亲戚很有意思,他们一会儿替她开脱,说她虽然杀了人却也情有可原,人生快走到尽头仍然毫无转机,继续下去只有更大的痛苦,她没有多少选择。然而,当亲戚们意识到好话说了太多时,他们就转变了风向,开始讲一些风凉话。

  婚礼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燕燕换上一套蓝色旗袍,珠钏穿过她盘山公路般的发髻,把她刚才披散的长发固定成一团。有人忽然调响了背景音乐,音响中充斥着沙沙的杂音,不时还有一些破音的地方:

  莫把流光辜负了/要学那凤凰于飞/凤凰于飞在云霄

  

  从婚礼结束的那一年起,我们再也没去看过包外婆。更新鲜、更安全的活动占领了我们每年的年初五,我们把包外婆略去了。后来阿君也没有联系过我们,告别即如此自然地发生,落成一个事实。

  极其难得地,我也会想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时我已经明白婚礼对于燕燕、或者说她那样的人的意义,远大于我原本的理解,那是她竭尽所能伸长了手,够到她所能获得最好的东西的时刻。那种热闹又短暂的欣欣向荣,无论何时想起来,都让她觉得温暖。

  我们当然不能在那场婚礼上讲起包外公的事,无论我们多么想求证,我们也说不出口。燕燕过来敬酒时,母亲强颜欢笑,荒谬的问题在她喉咙口呼呼作响,最后还是吞了下去。

  只是长久以来,我的母亲一直对事情的真相耿耿于怀。她每隔一两年,或许频率还更高,她就会提到包外婆。她列举一些过往的细节,想证明包外婆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母亲说,不然,她怎么可能这样冷静?心平气和地又活了这么久。

  她不愿意接受亲戚讲的那个版本,这不仅关乎包外婆家庭的痛苦。她一想到她的女儿童年在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身边待过几年,她不禁毛骨悚然,因为无人责怪,她便把这一切当做是自己的过错。所幸并不是没有转机,只要包外婆家人没有亲口承认,那件事就存在被杜撰的可能性。就算不是纯粹的杜撰,可能也有夸张的成分,或是其中有什么让人更好接受的隐情。

  

  我的母亲最终还是迎来了一个解开谜题的机会,在一个下班高峰如沙尘暴席卷过整座城市的时刻。

  母亲刚从地铁八号线里挤出来,一回头,隔着被焦虑与暴躁推磨的人群,她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影。几乎不假思索地,母亲叫出了燕燕的名字。

  燕燕变黑了,仿佛头顶的黑色素被倒吸进皮肤里似的,她的头发里夹满白丝。发梢中泛白的部分多是半透明的,异常糙乱。她还和小时候一样扎着两个麻花辫,我母亲微微一惊,在心中迅速盘算了一下,发现燕燕也是快四十的人了。

  为了跟上她,我的母亲不得不逆着人流而行。她一边艰难地往燕燕所在的方向移动,一边竭尽全力喊她。燕燕终于注意到母亲,她疑惑地盯着这个拼命挥手的老女人,她的眉尖促到一起,下颌松懈地塌了下来。

  很久以后,她好像认出了母亲是谁。

  她们并没有像久违的旧友一样婆娑相认,出人意料地,燕燕惊慌失措,她匆忙转过身,往人流更密集的地方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