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诗人

朱诺

  L有两个称谓,某老师和诗人,在他二十五岁至三十出头时,这两个称谓处于融合度的高峰期,不过还是某老师处于上风。不时有年轻的、喜欢文学的女孩子初闻此称谓时感到迷惑,L并不在学校里任职,也似乎经常处于无业状态,在那个互联网还没展开的年代,一个接受了完整十六年教育的女生对此不可思议,她们虽然喜欢文学,但还是没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固定的职业。虽然L并不在她们的选择范围,但L是一个很好玩的人,过着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生活,上午睡觉,下午出来活动。他租住在大学附近,起床后即施施然地踱到住处附近的露天茶馆,要上一杯两块钱的茶,那时还是小方桌,嘎吱作响的竹椅子,再让老板娘下碗素面,多放点葱花和油辣子,边吃边约上一些朋友,往往也是诗人和文化人,三三两两的来齐了之后,天也差不多黑了,大家即欣然前往固定饭馆搓上一顿,这些饭馆都是历次战斗后筛选出的菁华。吃饭是次要的,喝酒才是正事。吃饭的过程中,L也不时兴致盎然的摸出他那记录着密密麻麻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打给某一个不久前认识或认识了很久的“粉子”(美女)。这些乘着夜色而来的美女犹如点缀于镀金王冠上的宝石,气氛也被调节得更加恰到好处。一顿饭下来,也到了十一二点。如果不是周末,那些要上班的就先离去,剩下的继续换到酒吧或串串摊子,有时还要换上两三次,就这样一直撑到天明,各自打车回家,或是落脚到就近的朋友处。他们很绅士的遵从着AA制,文艺或不文艺的美女们也不例外,偶尔有朋友发了工资或领了奖金会买单,那时大家就更加祥和。因为L对这种生活的兴致勃勃、精力无穷,也因为经常接待外省和来自文化发达地区的诗人们,一度被尊为这个西南城市,甚至所在省份的诗歌领袖。在这个潮湿的西南城市,即便是阴冷的冬天,L和他的朋友们也可以坐在露天的茶馆里,晚上也可以缩头缩脑地围在冒着热气的苍蝇食摊旁,喝着劣质酒精,四围的散光映出他们面前的撩撩热气,淡蓝的烟雾在他们的头顶及身体周围盘绕,如果不去留意他们的谈话内容,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一群诗人。至于夏天,那就是寻欢作乐的天堂,每一晚都过得好似是所要经历的最后一晚,“啊,请停留一下,多么美好”!也因此L第二天醒来时经常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户外场所,有时还会遗失东西。然后他揉揉发肿的眼皮,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踩着踉跄的步子,点起一支烟来,如果烟还没抽完也没丢失的话,走进了清晨的人群里。

  L被称为某老师,纯属一次意外。诗人是身份,但不会有人当面这么叫。还是在那个作为据点的茶馆里,L见到了一位后来有名的女诗人,当时还在读高中。由于女诗人尊称L为某老师,某老师就这么叫开了。女诗人读大学时回顾了她的早期诗歌经历,某老师在那篇轻快的回忆录里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虽然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很多,也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某老师还是交到了一位女友,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跑到北京去了。某老师决定要到北京去时,当地的诗人们都很惋惜,当地的诗歌生活似乎就要黯淡了不少。他们甚至打了一个赌:某老师会在半年之内回来,但事实是他们错了。

  某老师刚到北京时,照例见了一圈有名有姓的诗人们,要好的几位也有礼貌地请吃了一顿饭,邀请参加了两三次聚会或活动。但在北京的这片汪洋里,某老师突然变得不好玩了。或者是,失去了那座西南城市的遮蔽,以及朋友们的相互簇拥,某老师在人堆里更多的是满足于喝酒,适当谨慎地吐出一言半语,依然是克制隐晦的机智,但在风格各异的人面前很难引起反响。依然有人叫某老师,延续着这隐秘的传统,但更多的人叫他L。

  某老师先是在朋友做的图书公司担任编辑部主任,虽然手下一个人也没有,后来又引进了一位同样是诗人的朋友。那位诗人朋友常在下班后浏览一些非法网页,某老师也经常买上几瓶啤酒,就着公司请的厨子给员工做的家常菜,与诗人朋友一起交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次影响深远的运动。后来,公司搬迁到了一个更加偏远的地方,某老师就辞职了。

  休息了一年之后,经朋友介绍,某老师进了一家出版社,不用打卡,也不必每天都去。他是拒绝了两个更有挑战性的职位之后谋得了这个职位的。一个是一家刚创办,后来发展为舆论前沿的新京派报纸,一个是另一个朋友创办的、规模更大的图书公司,那位朋友也要某老师去担任编辑部主任。某老师在出版社担任编辑,做着校对工作。他埋头在各个图书公司送来的书稿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查字典,在纸稿上改改划划,在一般人认为枯燥难耐的地方,他获得了乐趣。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某老师发现了一种改进自己诗歌的方法,他几乎不写诗了,或者确切的说,是写得很少,即便完成了一点儿,也轻易的不肯示人,稀有的就像高山上的新鲜空气。某老师喜欢上了查字典。他不满足于仅仅查《现代汉语词典》,还将出版社废弃不用的一本《辞海》,足有两个砖头大,三个砖头重,搬至自己屋里。他占据了家里的那张大写字台,每到夜里,写字台上的台灯和卧室里的那盏大灯便同时亮起,他就着明亮得刺眼的光查看字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每个字只有一毫米大小,组成了字的方阵迷宫。他认为诗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每有所得时便恭敬地抄录在一个本子上,其中的一些会出现在他的诗歌里,一个字,一行话,往往要思考上几周,乃至几月,他一年都写不完一首诗。他的全部精华都被压缩在这些流逝的断片里,直到快抵达那里时,他才会像挤牙膏似的抓住它。也就是说,他将诗歌作为记录他生活的一种样本,只是其中充满着密码般的符号。有幸得以一窥他诗歌面目的人,会觉得自己撞上了一堵墙,每一行都有一到几个生僻字,那些字不查字典,有时字典上也没有,是无法明了其含义的,而整首诗的深刻美感和涵义也就在这无法明白之中提升了起来。“这是一种未来的诗歌,同时也通向古代的秘境,等待着被注解,而那些注解将比正文还要漫长。它们将和正文一起,形成一种互动的文本形式。”

  某老师没能将自己的驻地发展为驻京根据地。他与初到北京时为他接风的诗人们几乎没了来往,而是结识了一些同样乡土的外省诗人。北京太巨大了,大家的手头又很拮据,北京又不流行AA制,彼此见面的机会也就很稀少。所幸有一位几乎与他同时到达北京的老朋友诗人,恰好又租住在附近,那一段时间他们往来密切,虽然在西南之地他们算不上要好,仅仅见了两三次面,但在这个文化汹涌的中心,他们几乎成了知己。

  每每有聚会时,这样的聚会并不多,几杯酒落肚之后,微醺的酒意涌了上来,某老师的思维也活跃起来,一些妙语接连吐出,依然是慎重的、不张扬的,深思熟虑、精挑细选过的,就像披挂于身上的隐形佩饰,必得要适合于主人的身份,而也只有既不庸俗又聪慧的人才能明了其含义,会心一笑。有一段时间,他读了一本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散步》,便在每一次聚会的恰当时机提起,开头往往是:“……呃,最近读了一本小说,很牛啊,它是……”听的人自然是闻所未闻,显露着一脸茫然与钦佩的专注,点着头,大多数人几分钟之后就将这本书抛到了九霄云外,进入了下一个议题。那一年的年始至年终,《散步》都在他参加的聚会上被反复提起。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他经历的逸闻趣事,平淡无奇的事凡经他描叙便具有了一种生动奇妙的韵味,夸张的幽默与他脸上的寡淡形成了奇异对比。他精心搜罗储存着这些信息,串缀珍宝一般地演示着它们,初闻确让人由衷的喜悦,久而久之也让人腻烦。最不胜其烦的是他女友,不仅已经面对面地听了许多次,还要在每一次聚会时重听一次。北京常驻的诗人们已经轮着讲完了,便在接待进京的诗人朋友们时又讲一次。由于进京的诗人朋友们并不是一次来齐,便在每接见一个人时讲一次。终于,有一次他的女友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为什么你每次都在讲一些同样的话呢?”被接待的那位诗人朋友睁大了温和的双眼,惊讶地道:“我没有听过啊!”“我已经听了很多次了!”某老师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把刚才中断的地方捡起来,不疾不徐的补完了它。不过有一次某老师还是被惊到了。他的女友直接道:“你之所以不停地提起《散步》,并不是因为你觉得它有多好,而是你认为没有几个人读过它,提起它能让人觉得你很有水平,高深莫测……”“啊!”某老师叹道,“你怎么知道?!呃?”

  留驻京城的某老师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几乎每一次,参加聚会的某老师都会意犹未尽。由于城市巨大,散居各处的诗人们总是早早结束回家。而那些不幸留在了最后的人,便会被也流连至最后的某老师拉住,要在深夜里去探寻酒吧。这些驻守深夜的秘密窝点似乎隐藏着无数秘密,特别有需要发泄的仪式感,某老师在夜晚会发现自己往往成了英雄,突然充满了斗志,“啊,多么美好,请停留一下!”尽管陪同的人已筋疲力尽,某老师也眼歪嘴斜,但被不止息的精力所支配,某老师最英勇的一面展现了出来,依然跌跌撞撞的执意向前,算是对那遥远的西南城市的一种致敬吧。

  由于工作需要,老朋友诗人搬离了原来的住地,迁到了城市南面。某老师看样子也在出版社扎下根来,日常聚会也比先前多了一些,不过他总是小心地避开周末,尽量安排在上班日的下班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女友的父母拿出钱来在郊区买了套小房子,他们搬了过去,离文化的聚居地愈发遥远了。那段时间,某老师无事便就着女友做的家常小菜,喝着超市的瓶装高度酒,回忆往事,听众只有女友一个:那些辉煌的往昔,直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次运动有关,莫名其妙的就成了风云人物,为此丢了学籍,在南方辗转躲避了将近一年;十五岁上大学,个子只有一米五,不过随着进入大学,身高虽然陡然增加,神童形象也逐渐湮灭;从来不曾自称为西南那座城市的人,而是同省份某处偏远地区的人,那种出生地不仅与现在浮华的城市划分了界限,也为他所期许的形象抹上了点儿粗犷色彩,偏远地区有座铜矿,也是他真正的童年所在;由于一直不长个子,身材高大、喜爱运动的父母便在他背上绑上木板,让他每天早起跑步,以矫正他的扛背。当然也有风趣的时光,在那座矿山里知识分子们怎样攀比、交恶、吵嘴,每一次赶集时怎样殚精竭虑地想要抢到同等价位最好的东西,比如买鸡蛋,早早地等在农民们赶集的必经之路上,当那些背着背篼的农妇们在小路尽头出现时,便将她们一一拦下,拨开覆盖在面上的谷草,将那些新鲜鸡蛋一个个排放在地上,反复比较,挑上最大的那么十个,然后又是下一位……一顿饭吃下来,酒已喝掉大半瓶,时间也过去了四五个小时,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啊,过去,过去,某老师感慨着,过去才是好时光哪,他现在就像一只发胖的昏昏欲睡的老猫,没事儿时只能捋捋胡须,等待着随时一跃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以罕见的灵敏跃向有酒精的地方。

  很快,某老师的情形有了改善。那位老朋友诗人结交了一拨京城诗人,与他们一见如故,对方也欣然地将老朋友诗人纳入温暖的大家庭怀抱。老朋友诗人很快将那里作为自己迟来的大本营,也将某老师发展为了大本营的成员之一。京城诗人不定期地出着一本地下刊物《笔记》,核心成员全毕业于北京两所第一流的大学,他们有的是官方出版社挂职的编辑,有的是据说搞垮了两个跨国公司的前CEO,现靠积蓄专职写作,有的是某红得发紫的非法国际艺术家的胞弟,有的是某全品大电商平台的图书主管……不过作为文艺界不知名的前辈,他们与现今把持文化舆论风向的名校后辈们并无交集。某老师很快就如鱼得水。他不仅与“笔记”成员们在政治取向上高度一致,在吃喝玩乐上也格外默契。这些大一号的诗人们不仅形体上更具气魄,出手也阔绰大方,喜好大肉大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仅仅满足于粗劣的食物,不,作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他们都是对于食物有着近乎苛刻标准的美食家,每次聚会时都会各自带上成箱的洋酒,仅仅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和瓶子就让人眼花缭乱。他们也直率地把这些聚会称作“酒局”。“酒局”一般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笔记”核心成员之一的空闲住宅,一套套二的房间,每周末的活动就在那里举行,下午看片,晚上开吃喝酒。某老师对这一点格外认同满意,每次去酒局前都心痒难耐,而他也凭着自己的冷幽默和戏剧性的半萌物风格,成功地在酒局上牢牢占据了一个位置,经常舒服得毛发蓬松,抬起脚爪挠下巴上的胡须。

  大号的诗人们搭配着大号的文学女青年。酒局上很少见到年轻的文学女青年。所谓的文学女青年们都是大号诗人们的老婆和女友们,在诗人们忙着喝酒时,殷勤地在席间忙碌打点着,贡献着自己的厨艺和耐心,在诗人们喝大了以后,又在深夜开车将其护送回家。倒是某老师引进了几位野生文学女青年,但这些文学女青年也只在外围打转,“笔记”的诗人们在礼貌的寒暄几句之后往往置之不理,女青年们出现了一两次之后也就不再来了。

  “笔记”的成员还有另一嗜好:自驾。这可以满足他们的双重欲望,驾驶和喝酒。他们到某一个地方去并不是看风景,当然风景也是要看的,就像某老师的那个偏远省份,那里的人们外出旅游就是为了打麻将,哪怕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人们长途跋涉之后就是为了找个地方坐下来,舒舒服服地搓上几圈麻将。顺便说一句,某老师对一切感官的刺激都很迷恋,也几乎精通所有的娱乐游戏,包括打麻将。“笔记”的成员往往指定一个地方,是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开车到达那里,以及能有美食和酒精。美食深挖一下总会有的,运气不错的话还会很满意。酒精嘛,后备箱里成箱成箱的,从葡萄酒、威士忌到罐装啤酒,应有尽有,他们也会叫上当地的特色酒,谨慎的品尝一下,好喝的话还会带上几瓶。程序从中午即开启,挑选一个餐馆比呼啸而过的风景更需慎重,得动用所有的经验和直觉,点上一大桌子菜,走的时候又剩下许多。酒这时还是少量的,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在晚上,而那时不管是到达还是没到达目的地,都得花上整个晚上,以及第二天最初的几个小时,来喝酒。如果恰巧有那么一个景点,还买了票,也只是象征性的走上那么几步,不会浪费丝毫的气力去徒步、攀登,而是找个可以野餐的地方,集中精力轰炸在酒精上。某老师起先还每到一处尽其所能地游览一下,后来也被他们所同化,能坐着喝酒,喝上一天,是多么美好的事儿!何况某老师又不需要开车,因此更没必要考虑节制的问题,只需要大口的灌溉酒精就可以了,唉,你们这些娘们儿,女人,又不喝酒,又不抽烟,又怎能理解男人的这些嗜好呢!对于女人的这些唠叨,“笔记”的成员们总视为蚊蝇的嘤嘤声,而当着人面触及这些,只能是女人的扫兴和不得体,因此某老师总能尽兴。

  有一年,某老师突然宣布戒酒了,而在他的女友,这时自然已是老婆了,怀孕了之后,又再次畅饮起来。一年之后,老婆生完孩子回来,某老师对酒精的喜爱已超过了老婆。或者是,他对酒精已到了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啊,酒啊酒,这被多少文化人讴歌颂扬过的琼浆玉液,似乎已成为某老师惟一的寄托。他晚归的次数愈来愈多,凌晨两三点,有时是第二天早上,浑身酒气的爬到床上,打起呼噜。即便什么事情也没有,只要还有酒喝,他就会坚定地塌在那里,抽着烟,脑袋越来越下垂,眼睛也睁不开了,勉力地撑开着一条缝,却还可以与近旁的人,随便是谁,推心置腹的耳语几句,若有所思的点着头。有一段时间,老婆给他打电话时,那时往往已是凌晨十二点,他总是以着早有准备的低沉欢快的道:“啊——某某就要来了,我再坐一会儿吧……啊,某某某正在这儿呢,还要一会儿,还要一会儿……”某某是谁,他的老婆自然是茫然无知。再后来,这种催促的铃声响起时,他便慌乱而又灵机一动地把手机塞给近旁的人,他的老婆便再也发不出脾气。

  他老婆回来的那一年,十二月底的一天,他以一种决定而非协商的口吻对老婆道:“三十一号晚上我要去参加‘笔记’的酒局,要第二天早上才回来。”老婆依然对着电脑,没回头,也没做声。某老师道:“要不……你也去?”老婆摇了摇头。

  新年的第一天,清晨六点钟,某老师回来了。老婆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某老师一进门就跪了下去,抱住老婆的双腿。老婆并没将他拉起来,只是尽量把身子往橱柜的操作台上靠,过了一会儿,无奈地道:“这么早就回来了?”

  某老师道:“我是怕你吵闹。要是我回来晚了,你不又要吵闹不休吗?”

  老婆笑了起来:“是那两个空着的房间都睡了人吧,你没地方睡了,天也亮了,你咋不在那儿把早饭吃了呢?”

  接着是一些尴尬、狼狈而又羞耻的事,比如他半夜进不了门,门被反锁了,那时他老婆已经不打电话了,而是直接锁门,如果是冬天,某老师便格外凄惨,只得缩在通宵网吧里对付一晚。随着次数增多,老婆的心肠也愈来愈硬,不仅第二天早上不让他进门,到后来第二天整个白天都不让进门了。他一个劲儿地打着电话,老婆就是不接。再后来他恼羞成怒,尝试过用手砸门、报警、打110撬锁,均告失败。一年之后,他们离了婚。孩子归某老师,在西南城市和爷爷奶奶一起。

  离婚之后,某老师搬到了出版社附近。出版社地处市中心,房租自然不菲,好在附近有迷宫样的胡同,某老师的房子就在其中的一条里,一个大杂院里的西厢房。正值冬天,虽然已近尾声,某老师的忙碌中还是有了一点儿凄凉的意味,以前某老师逛胡同时总爱回忆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即九十年代初,那时住的就是平房,冬天取暖靠烧炭,二十年后,他再次迁进了类似的房子。几个亲近的朋友去看他,见他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单间,中间一隔两半,外间进门的右边是一个双层铁架床,堆着行李和纸箱子,箱子里是书,怕放在地上受潮。还有一个房东的储物柜,一些新添置的零碎杂物。里间的东西要多一点儿,还是一个双层铁架床,下铺睡人,上铺摆放着一列常翻阅的书,自然有那本《辞海》。一个双门衣柜,一张从前妻那儿搬过来的折叠桌,一把折叠凳,一盏台灯。出门再往前一点儿——门就是一块薄板,外面还有一道纱窗门,吱扭一下,一根手指就可以推开,不过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个小小的作为洗漱的空间,窄得放不下一台洗衣机,一个水龙头,一个洗面池,一个打不热的热水器。刮大风的时候,尘土连着树叶一齐从关不严的窗缝漏进来,隔几天扫一次,满满一簸箕。院子大门右侧紧挨着就是公共卫生间,洗澡夏天可以冲凉,冬天去公共澡堂。至于吃饭,某老师是不吃早餐的,如果在单位,午饭可以在食堂解决,虽然一年不比一年,食堂的饭菜还是很让某老师自豪的。晚饭有人约的话,一星期总有那么两三次,如果没人约,就安顿在附近的小餐馆。这么一幅黯淡的场景,让朋友们久久不能平复。某老师自己倒很乐观:“这房子不错了,是房东的婚房,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两年前才搬出去。这儿离单位近,走路也就半个多小时,不比原来挤地铁,路上都要两个小时。而且也单门独户的,不用和别人挤在一套房子里,价格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价格在这附近,如果是楼房的话,一间房子都租不到……”

  两个月后,前妻去看了他一次。天气暖了,某老师趿着拖鞋去巷口迎接,身上散发着多日未清洗的酸馊,推开漆得朱红的院子大门,将前妻领进了黑洞洞的屋子。他们坐在折叠桌前喝了一点会儿茶,两个老朋友似的闲聊了一会儿,又出门来,由某老师领着,沿着固定的路线,依次参观了他住的这条胡同,以及附近的两条。为了游客们,胡同已整饬一新,裸露的外观和墙壁刷成了统一的色调,地面也干干净净,没什么垃圾,被新绿点缀的树木不时从墙后或屋顶上冒出头来,为呆板干枯增缀了一些情趣。老城区不考虑住宿环境,仅仅外观就能让人产生几分幻觉,与新区那种决然的崭新与暴发户式的审美粗陋坚决划开了界限。某老师兢兢业业地当着导游,介绍自家珍宝似的向前妻展览着。

  在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妻下意识地拉住了某老师的胳膊。

  到了傍晚,某老师提议去两条街以外的一家川味风格的餐馆吃饭,由于天气如此和煦,不妨走着去。沿途,属于老城区的气息逐渐弥漫,虽然照例车来人往,但老城区笃定地统辖着,让迷幻的气场日益强大,只有这里才是老北京的味道,而不会让人误以为是进入了某城郊乡镇。他们经过了一座寺庙,某老师指点给前妻看,他们刚到北京时曾在这里游览过,还是一样多的人,某老师的一位朋友出家后曾在这里呆过,那位朋友是清华的研究生,出生在一条渔船上,当年某老师去找他时已到别处去了。前妻记得,长廊下的一些房门前有几个女信徒,她站在院子里,看着一大丛的牡丹花,花是粉色的,近距离看明丽纯净,前妻当时还奇怪,以前怎么还会觉得牡丹不好看。

  他们在餐馆靠里的位置坐下,前妻特意点了椒麻乌鸡爪和炒南瓜尖,某老师自然要了小红星二锅头和啤酒,三个小时又这么过去了。快九点时,前妻不停地看时间,某老师点着头道:“来得及,来得及,十点钟还有车呐。”

  九点四十,前妻走进一号线地铁时,见入口处已被拦上,又是不定期的系统维护,广播里循环播放着通知,但前妻白天没注意……

  前妻再次走进某老师的住处时,已是十点半。某老师提着从小商店买的毛巾和牙膏牙刷的套装袋,还有刚才打包的两盒剩菜。胡同的路灯将墙壁映成了黯色的深红,而这个房间更像是沉得没有一点儿声响的深底。某老师用热得快烧了两壶水,让前妻先洗漱了,自己接着洗。又打开衣柜,拿出一个枕头,一床被子,放在靠脚的地方,他们脚靠头,头靠脚的躺下了。前妻挨着墙,某老师靠外侧。

  过了十分钟,某老师摸着前妻的脚道:“……睡过来吧?”

  前妻先是没动,后来把枕头挪了过去,躺下。某老师以为这是一个默许的信号,便将手伸进前妻的被子里,过了一会儿,又整个人钻了进去。但当他试图有进一步举动时,遭到了前妻的抵抗。前妻不做声,也没有任何激烈的动作,只是抱紧了自己,冷淡得像一块石头。某老师凑上去吻她时,她闭紧了嘴巴,任那条黏糊糊的舌头在嘴唇上滚过,后来,她把头扭到了一边。某老师不知什么时候愤怒起来,他直立起半身,把内裤拉到膝盖处,按住前妻的头,把阴茎往前妻的嘴里塞。阴茎软塌塌的,一股尿骚味儿,前妻把嘴紧紧闭着,某老师塞了一次,两次,三次……力度一次比一次更大,前妻的头犟挺着,不肯低下去。直到后来,终于把某老师一推,翻身坐在了床沿处。

  “你有人了。”某老师道。

  前妻依然不说一个字。

  “睡吧。”某老师道。

  第二天中午,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们把昨天打包的两盒剩菜吃了,又喝了点水。很安静。街上的声音一点儿也漏不进来,仅仅几步路,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前妻看了看那扇灰蒙蒙的窗子,窗后是一堵深灰的墙,又看了看桌子上方的一扇小气窗,比邻的一株树阻断了光源,活在这里就像被遗弃了。

  下午,他们去了近旁的地质博物馆。建筑空间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气息,内容展览物也是,躺在陈旧的展箱里,凑近了,能看到那些形态各异的矿物质的美妙,在某一个移动的瞬间,因为光的进入或迸发而面目全非。艺术品。安置于陈旧空间的无价之宝。昏暗的乐章交替奏响,霉绿的光在柱子间回旋,它们并不定义自己,只是需要被看到。某老师和前妻缓缓移动,像被入定了某种魔法,在这光溜溜的接连大厅,又像两尾解剖干净又被扔回海岸的鱼,他们已太熟悉,自以为已了解了对方的每一个毛孔和头发丝。后来,他们在入口处的一个售卖摊前停下,前妻指着一个鱼化石标本,旁边有一个标签,写着售价:120元。他们同时笑了起来。

  出了博物馆,已将近五点。黄昏的热度比昨天又更浓了一点儿,枝条的霾气裹着市声,沉淀在限定的半空里,远远望去,似乎无限往前延伸,一点一点的深入到黑色里。绿色的蝙蝠在视网膜上划过,下面是层层人头,点状般蠕动。前妻浑身汗涔涔的,某老师提议去吃一顿简餐,他们沿着愈加绿黯的林荫道,像在深水里滑行,进了一家中式快餐店。前妻要了份红油馄饨,一杯酒红的冰红茶,她需要冰,冰镇,以消除身上已出现的馊味儿。某老师点了两样小菜,照例两瓶啤酒。不过他的手机一直没响。

  某老师留起了长发,准确地说,是又留回了长发,慢慢地在脑后束起了一根细细的辫子,末梢处是蜷曲的,以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标志。他重配了一副眼镜,时下流行的,有着细细的边框,大大的圆圆的镜片,替代了先前的那副老旧白塑料边框,曾被人赞过有着复古的文人气息。新的眼镜也许可以使那张因长年熬夜和饮酒而日益虚肿的脸秀气一点儿,不过他并不能确定。有时,他会在洗漱间的那面镜子里端详自己,镜子里的形象谈不上有多么令人满意,但是,他把腰挺了挺,又侧过身去,从侧面看了看,破烂,陈旧,黯淡,这些在常人身上是缺点,但放在艺术家身上,则成为了显著的优点。凭着多年来历练出的勇气,某老师依然可以在诗人和文学聚会上与陌生文学女青年攀谈,在饭局上从一桌坐到另一桌,一边喝酒一边和女青年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他依然保持着对于事物新颖的领悟力,通过长期的观察,他认定同一个院子里住着的那位邻居的女儿是一位罕见的美人儿,罕见不仅是因为美貌,更是因为很少露面。有朋友来看他,如果那位美人儿恰好在院子里晾衣服,他就会放轻脚步,拉拉同伴,神秘的悄声细语地道:“看!”过了一会儿,到了自己的屋里,某老师就会以一种不胜庆幸的口吻道:“你有眼福了,刚才的那位美女十天半个月都见不到一次,虽然呆在家里,但轻易的不肯露面的,就像仙女儿一样……”

  某老师对朋友们始终是愉悦的、热情的。他是一个令人舒服的玩伴。他为自己配置了一个新的舞台,罗列了一些相匹配的道具。某老师在自己住的那片区域挖掘出了几个点,那些小小的、莫名的艺术空间和工作室明珠一般散落点缀在周边的胡同里,不定期地举办着展览和活动,某老师时常光顾,又结识了一些朋友和女艺术爱好者。有时他领着朋友参观片区时,不时会和女艺术爱好者们打招呼。有一次,他拦下了一名正骑着单车的女艺术爱好者,问参不参加晚上的活动,在场的朋友事后道:“……某老师还像以前那样,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一种生活方式……不过,那人的眼睛有问题,是斜的……”还有一次,他将一名女诗人带到了“笔记”的例行酒局,没想到风格豪放的女诗人不仅语出惊人,扬言自己写过什么什么,还轮番坐到诗人们身边,后来又与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作家蜷缩在沙发里,进行着深入交流。“笔记”的一位核心成员看不下去了,下了逐客令。愤怒的女诗人在走廊里高声叱骂,某老师无法,只得出去,轻言细语、低声下气地安抚着,与女诗人形成了绝妙的二重奏。磨了将近半小时,某老师才又一个人溜了进来,端起刚才喝剩下的酒,咽下一大口。

  除了和”笔记”的成员们不定期出游外,某老师有时自己也作一些短途访问。一次,他和老朋友诗人约着一起,去外省某地参加一次诗歌研讨会。研讨会由已回归故乡的前同事诗人发起。前同事诗人即某老师刚到北京时在第一家公司任职时的同事。由于要喝酒,老朋友诗人没有开车,两人买了晚上的火车票,睡上一晚,第二天就到了。

  一上车,发现是中上铺后,两人迅速占领了车厢连接处的一个门洞。某老师早已准备齐全,从背包里拿出出版社订阅的报纸,抖了抖,在地上铺开,又拿出蓝瓶红星二锅头,还有丰盛的下酒菜,单位食堂卤制的猪蹄和鸡爪,香瓜子、炒花生、奶油松子。除此以外,连一次性纸杯和袋装茶都想到了。作为特别的仪式,某老师还带了朋友送的两只竹制酒杯,将二锅头细细斟入杯子里。二人盘腿坐下,一边抽烟、喝酒,一边借着搜罗的话题来下酒。到了八点,二人喝完了二锅头,去餐车里喝啤酒,但餐车服务员说没有酒了,再三追问下,才说餐车的餐位是要卖给没座的乘客的,要是酒鬼喝上了酒就会一直占着座位,所以不卖酒。二人只得又返回车厢,从小推车售货员那儿买了四罐啤酒。老朋友诗人喝了一罐后已不胜酒力,爬上铺位睡了。某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在熄灯后的黑暗中,坚持干完了剩下的三罐。

  火车进站后,前同事诗人去车站接他们,然后去吃了早点热豆腐。某老师注意到,卖豆腐的老板娘像希腊时代的雕塑。

  上午的诗歌研讨会完毕之后,诗人们去吃大锅菜。一点热菜垫底之后,诗人们端着酒杯开始了相互厮杀,你来我往,穿梭不停。某老师喝得性起,虽然酒量下降,还是举杯频频冲向其他桌子,与诗人们勾肩搭背,频频举袖抹揩脸上的汗珠。

  下午诗人们醉醺醺地继续参加会议,聆听发言。散会后,剩余的诗人们延续着酒精轰炸。老朋友诗人熬不住了,好不容易散了席,便回住处蒙头大睡。某老师以着一贯的作风,又拉着前同事诗人上街找酒吧,这么多年来深夜的归宿地,折腾到了凌晨两三点。

  第二天,前同事诗人夫妇、老朋友诗人和某老师驱车前往邻县,那里驻扎着另一位文联诗人。中午时赶到了那里,午饭时又是一番厮杀,干掉了两瓶白酒。老朋友诗人担心某老师喝醉了会误下午的火车,某老师凛然道:“误了火车就住这儿呗!不然我下半辈子就呆这儿了!你看看,这儿多好啊!”

  回程的路上,某老师一直昏睡不醒,到火车站时才醒来。二人又去餐车,点了两样菜,两罐啤酒。老朋友诗人和某老师说好,只能喝一罐,一罐了,毕竟,要是在车上醉了,到哪里去找酒吧啊!喝完后,趁着给老朋友诗人点面的工夫,某老师也为自己点了两罐啤酒。一番回忆和感慨后,酒又喝完了。这时某老师已进入了无人之境,谁也拦不住,又要了两罐。这两罐喝完后,某老师还要两罐,但餐车已停止供应了。服务员为了成全某老师,拿出私藏的一罐来,不胜感激的某老师双手接过,大着舌头对老朋友诗人道:“看,这,这趟车的服务,服务有多,多好。”

  在出版社干了十来年后,某老师决定退休了。另一个原因是,孩子上小学了,某老师的父母催着某老师回去。提交了辞呈后,便是长达半年的交接手续。在这半年里,因为房东要涨房租,某老师搬进了附近的地下室。一间房,没有家具,没有窗户,抽了烟后散不出去,房间里都是陈腐的馊味儿。某老师搜罗了一些砖头,将放书的纸箱子放在垫高了的砖头上,以免书籍受潮。又买了个旧床垫,在床垫的四角也塞上砖头。原先收起来的简易拉链衣柜也再次用了起来。地下室阴冷潮湿,温度比户外低好几度,好在已近夏天,就当装了个免费空调。厕所只有公共卫生间,通道里阴嗖嗖的,堆满了破烂杂物。朋友去看他,对比着以前的平房,又是一番唏嘘,而后照例出去找饭馆,美美吃上一顿。

  交接手续办完的时候,已是夏天。了无牵挂的某老师更是敞开了胸怀拥抱酒精。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告别会,告别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酩酊大醉,“啊,多么美好,请停留一下!”兴致高的时候,还会领着朋友去附近新开发的一个景点,一座建国初修建的乌托邦式巨型楼房,呈z字形,在任何一个方位都看不到全貌。房子破败不堪,如同废墟,但依然宏伟辽阔,装有老式电梯,大多数住户已经迁空,走廊迷宫般蜿蜒,楼道里幽深黑暗,两侧紧闭的门能满足一个噩梦的完美要素,据说有一部国产恐怖片曾在此取景。某老师跌跌撞撞地在前面领路,欣喜、惊叹地道:“这里是不是很神奇?”

  那一年,孩子由外公领着,到了北京,和前妻过了一个暑假。某老师和他们相约着一起回西南城市。他提前将行李打包装箱,先由快递托运回去,然后和孩子外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车上,外公拿出前妻卤制的牛腱子和鸡爪,某老师也摆出零食和白酒,一边吃喝一边同孩子叨唠,同时向孩子指点着窗外的景色,掺杂着伤感的回忆。孩子只顾啃着鸡爪,吐着骨头,弄得满手是油,对某老师的唠叨并不感兴趣。外公斜着眼睛,不时瞅瞅某老师,没说一个字。到了傍晚,那瓶白酒已见了底。某老师提议去餐车吃饭,落座后,又为自己点了两罐啤酒。外公和孩子先吃完,等得不耐烦了,先回到铺位。熄灯时,某老师都没回来。只有两张铺位,外公让孩子睡一张,自己合衣靠在床尾。不知过了多久,某老师回来了,躺在另一张铺上,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外公不去餐车了,和孩子吃着自己带的干粮。

  朋友们照例为某老师接风,不,是庆祝他的回归。只有这时候,朋友们才彼此看到了岁月惊人的变化。某老师对朋友们说,自然是带着点儿玩笑,配合着他一贯的戏剧风格,因为自己在一次酒局上喝多了,扑向了在座的一位文艺女青年,前妻看在眼里,虽然没有当场发作,后来却闹起了离婚。“扑向”,多么准确而生动!某老师是自己戏剧理论的彻头彻尾的实践者,“生活即戏剧,戏剧即生活”,生活中的戏剧化是催眠了的幸福,某老师在这点上并不孤单,有表演天赋的人可并不只有演员哪!联系某老师自然、率真的天性,这种孩童般的天真现在依然为诗人朋友们所赞许,正是本性的自然流露,才有了“扑向”的这一动作及结局。不管怎样,某老师现在专心过起了退休生活,他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二十年前,除了老了一点,又多了个孩子,同父母的关系依然不洽。在岁月这面沉重的面具下,隐藏着多少东西哪,不仅有日益腻垢的油脂,还有生活的退行性渐变,不,对某老师来说,哪有什么退回呐,他是始终如一,始终在一条平直的线上,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贯穿着一种生活风格,不能不说是奇迹!也许,生活中也没有“无能者”这一说法,某老师尽力了,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也实现了轻盈的一跃,从二十年前一跃到了二十年后,再微微回转身:哦,什么都没有变。

  喝酒时朋友们也尽情回顾着友谊,喝多了之后,也尽情地漫步在深夜的街道上,在那些小街上,昏暗的灯光下,似乎也与二十年前一样。朋友啊朋友!能经得起考验的只有朋友。朋友们用溺爱的眼光瞅着某老师,这张脸已不是二十年前的脸,但某老师还是某老师,某老师的天真依然是独属于某老师的特殊天真。

  某老师还在写诗,已经写得很短了,三四行一首,一首里有两三个不会认的字。诗的长度还是和肺活量有关哪。他在省图书馆占据了一个固定的座位,并自带了一个茶缸,那种搪瓷的印有老式的图案,在虚化的背景中聚焦于这个醒目的茶缸上,如同一个看似新颖却广为泛滥的标志,正如同他坚持不用时下流行必配的聊天工具一样。距离大学已太遥远,也许图书馆的氛围正适合怀旧,以及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决心,说不定还可以顺便碰到某位纯净的文学女青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