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结婚

野狸红

  靠在医院走廊暗黄的墙壁上,她看见自己的男人手里提了个红色的方便袋,低着头,从厕所里出来,往这边走。

  他步态不稳,一点儿也不像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时那么冷静、沉着,鞋后跟儿大概折断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有一次,他举起脚告诉她,咱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干活的,为什么呢,你看看我这双脚,一闲下来就胀得像馒头。就是这样一双脚现在夹在裂了口子的皮鞋里,虚肿,没有穿袜子,皮面上沾着干裂的白泥灰。

  他们已经两天没上工地干活了,因为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他向她这边走,眼光放到她身上,或许根本就没有在看她,只是那样往前走,穿过那些静坐在走廊两侧座椅上生着各种疾病、被忧愁打垮的面孔,往前走,一直来到她身边,也不说话,用那双灰蒙蒙的动物一样的眼睛看着她。

  “怎么办?”可是,这句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椅子里坐着发呆的人们静静地、把无精打采的目光从走廊不同的角落里收回,猛然聚放到他们身上。

  他咳嗽了一声,转过身,向外面走。她也加快了步子,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细长昏暗的走廊,向医院大门口走去。

  空气闷热,一股热风混杂着车鸣扑面而来,她看上去并不老,旧式衬衣里包裹的躯体骨骼匀称,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黝黑、结实,只不过头发零乱,辫梢上还沾了一些白色卫生纸的碎屑。

  在树荫下,他们停了下来,望着来来往往喷着烟气的车流,眉毛拧着,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暑夏暴烈的日光透过树叶打在他们的身上,一些小小的光斑在两个人的头发与眉毛上跳动。

  “我去买点包子。”他站了一会儿,把方便袋递给她,跳下路牙,闪过一辆辆行驶的车,往斜对面打有红色招牌的小饭馆走去。几个老人正在树荫下打牌,行人们都打着伞,白亮的阳光刺眼,汗沿着她的脊椎骨嗖嗖地往下滚,她沿着花坛走了几步,慢慢地坐到石沿上,滚烫的水泥面使她欠了欠身子,但依然坐下去,衣裤内的肌肤缓缓地与石板的热气交溶。

    天气真是热极了,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的热天气,她在城里过了两个夏天了,可是今年不同,热极了,路面像是着了火,闪着蚕丝一样的光芒,烤得人眼前发黑心里发慌。

  风大概是被一座座高楼给挡住了,她抬起头,白花花的阳光刺得眼睛酸痛,那些青灰色的大楼,她与男人住过的可真不少,只不过都是在它们还没有封顶之前,他们在一个个洞开着的楼间里吃东西、睡觉,下雨天,停工,他们聚起来打牌,那是喘气的日子,总是这样,男人们在那儿大吆小喝,她坐在一边,缝补东西,心里算计着将要领到的工钱,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记起来的没有边际的事情。他们去过河南、威海、济南,背着被子与饭缸,挤在硬座火车上,没有座位,她就坐在车板的空地上睡,等到再睁眼,男人就拉着她,挤在他们的队伍中下车了。如果工头心情好,会在一个路边的小饭馆请他们吃一顿,“明天一早开工,你们他妈的可要干好”这是饭后工头发出的要求。要是不长运气,遇到抠门的工头,他们根本就领不到工钱。男人16岁就出来干工地,干了6 年了,有两年的工钱没领到,其中一个工头已改行了,有一段时间他和十几个工友天天蹲在那家伙的大门前,到最后才领了二百元,余下的,他们已不打算去要了,当地的派出所已下了拘留令,谁去就逮捕谁,这里面的机巧他们当然清楚。

  要不是遇上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她早就回家了,一个女人总不能一直在男人堆里干这些活。可是遇上了他也没有办法。这个男人像头牛,有力气,对她好,这就够了。最初他们在一个工队里,有一天下雨,她在还未建成的楼台上听收音机,他从散发着水泥气的另一个楼洞口钻过来,也不说话,只是笑,蹲在那儿像只狗熊。

  这座楼完工后,她就跟着他们的建筑队走了。当初带她出来的老乡说是魔鬼罩了她的眼,看上了一个屎都没有的穷建筑工人。“别和你爹说是我带你出来的,我还想好好过日子,谁都不想惹那个倔犟的老畜生。”临走时又嘱咐她,“你最好早点把他领回家,让他把钱牵在腰带上,进门时就拿出来,要不你老爹会打断你们的腿。”

  她是想早点回家,一个女人干这些与水泥砖块打交道的力气活可不容易,有时累坏了,她也哭。他们喊她“小胖”,过于丰满的乳房使她看上去远远超过了20岁。每当她累坏了,他就这样安慰她——等过段时间,钱攒得差不多了,你就不在工地上干了。他答应去给她找点轻快活。“马蛾。马蛾。”每当她趴在工地上堆满石板、木料、铁丝的地铺上哭时,男人总是趴在她身边,这样叫她的名字,安慰她。从那时起,她觉得就是死也要跟着这个人。

  可是,眼下两人又遇到了这件事。她觉得这就是命。她觉得自己的命不好。说不出为什么,她就是这样感到的。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他领着她到路边那些脏兮兮的小诊所就解决了,可是这次不行,他们不给做,“带着她去大医院吧,我们可不想惹麻烦。你们这些粗人,干活儿省不了力气,还有时间干这个,她刚做了手术还不到半个月,你不让她活命了?!”那个胖大夫白褂子上沾着星星点点暗红的干血污,一脸怒气。

  他站在那扇门后,门板玻璃上用红油漆涂得歪歪扭扭的汉字顶在头上,他涨红了脸,指了指上面的几个字,“你们这儿不是写着……”他快速地扫了大夫一眼,又低下头,嘟哝了一句,“早一点儿就能处理掉,她身子骨好着呢。”

  大夫一把从脸上拉掉了眼镜,挥着手,“走吧走吧,我不想有人死在我这儿,快走吧。”

  他们只好走出了那间又黑又暗的小屋,沿着淌着臭水河的石梯往繁华的大街走,去了一家大一点的医院,结果,还是被赶了出来。

  晚上,两人商量着,慢慢地对付这个难题。

  “要不结婚,你生下来吧。”他躺在铺着塑料的楼板上下了这个决心。

  她说,这件事不能让父亲知道,他会把我绑起来,连同肚子里的孩子一块揍死。

   他不说话了。

   然后,她讲了好多事情,讲到最初下了学,跟着父亲在地里种西瓜,老是手忙脚乱,她从小就对父亲害怕。

  有记忆以来,她记起的就是升满尘土气的屋子、脏乱油污的被子、堆满窗台的黄烟叶、父亲的吼骂、咳嗽,掺杂着偶尔几张带人头的人民币出现时父亲比杀人凶手还可怕的笑容,还有母亲的死与妹妹的恶作剧。父亲三十岁左右时,镇上还有公办的拖拉机厂,村子里的人在那儿打铁,还能赚到钱,她上了几年学,后来,那些厂子像着了魔法一样,几年之内只剩下蹋了屋脊的空架子趴在那儿,里面堆满了废弃的铁模子,草叶从下面钻出来,一年四季地变换着颜色。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捡柴禾、拔草、烧火,所有的活,她都干,妹妹却只知道在外面疯,每到黄昏,村东边的空厂子里就传来他们的喊声,他们玩得真是开心。

  “你还有个妹妹?”他翻了翻身子。

  “嗯。”她继续讲。

  “捡起来!”是的,妹妹以这样的口气对她说话,并且一把将她推倒在地。妹妹肯定也记得这些事,她俩只差几个月,妹妹的个子却比她高出一头。想起这些,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愚笨。有时,她也喜欢这个妹妹,她漂亮、眼睛大,会说话,不像自己,“拙口笨腮”——母亲活着时是这样埋怨自己的。

  14岁那年,她知道了一切。他们老家那儿把这叫“引养”,不生养的女人对这种被人扔掉的私生子收养后,过几年,就会带出亲生的来。父亲是要他的女人带一个儿子的,可是女人不争气,给他带了个女儿。

  “父亲脾气暴躁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儿子是他的心病……儿子真的就这么重要吗”讲到这儿,她咽了口唾沫,“你说呢?你是不是心里也想要我给你生个儿子?”听不见那边有动静了,她伸出手去摸了摸他。

  “你睡了?”她问。

  “嗯……没……没,听着呢。”他应了一句。听声音就知道,他刚才已睡着了,可是她不管,一股说话的冲动像决堤的洪水,滚滚而来,激得她心口发疼。

  她背着柴笼,往家走。“喂!”他们拦住她。“你过来!”妹妹把她的柴笼一下子揪下来,拉过她。

  她跟着他们走,在那间堆满了生锈铁板的小水泥屋子里,妹妹爬上高高的灶台,炉火早在几年前就熄灭了,黑色的灰烬上扔满了垃圾,一只破鞋子像只巨型的黑蜘蛛死气沉沉地压在上面。

  “你过来!”妹妹拉上她,“你给我当小孩!”周围的几个男孩子在地下忙活,其中一个拖着浓黄的鼻涕,把土渣、铁丝装进一个破了一半的碗里。“饭做好了吗?”妹妹坐在灶台上,一面把她的头摁到膝盖上,一面向外伸着脖子问。“好了。”那个小男孩把碗举了上来。“叫我男人来!”妹妹又喊了一声。一个黑乎乎的男孩从外面跑进来了。“过来吃饭!”妹妹又摁了摁她抬起的头。

  过了一会儿,妹妹说,“给咱的孩子喂点水吧!”

  那个男孩子把裤子脱下来,妹妹用手揪住了它,“给她喝!”

  她就那样躺着,第一次,她说,第一次看见那种东西,妹妹的手指上沾着黑色的泥巴,握着它,把它送到了她的嘴里。一股温热沿着喉咙滚入腹内,咸涩弥散在口内。她坐起来。妹妹已经玩够了,他们跑了出去,在沟道边打打闹闹,她背起笼子往回走,看见妹妹骑在一个男孩的身上,被那帮孩子围着,在暮色中晃来晃去。

  16年后妹妹失踪的那个夜晚,她再次在中梦看见了这个影像。

  像变魔术一样,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只有过年时他们才出现在村子的街道上,带着许多她没听说过的城市的名字,穿着她没见过的新衣服,他们当中有厨师、服务员、门卫、收银员,惟一一个上过大学的现在是收税的,听说赚好多钱。每当见到这些喜气洋洋为沉寂了一年的村子带来活气的同龄人,她总是低下头,贴着路边快速往家走,他们大声喊她,她才抬起头来,笑一笑。

  那时妹妹到哪里去了?对啊,她有一天忽然就消失了,跟着镇上的一个痞子,并且,再也没有回来。村子上的人都说妹妹走的时候肚子像个蜘蛛一样大了——这样跑掉是怕父亲杀了她。可是,她不恨妹妹,一点儿也不,她觉得每个人要有每个人的命运。

   初夏,她告诉父亲她也想进城,父亲正蹲在院子里,低着头,收拾割麦用的镰刀,顿了顿,说,

  “在家就行,他们都是些二窜子,你别以为他们在城里过得像在天上一样。我还不知道,这些小兔崽子说得天花乱坠似的,其实他们是活在地狱里呢!”

   “可是,我想出去,说不定也能多挣些钱呢。”她正在烧火,木柴烤得脸发红。

  父亲站起来,向窗户台走去,说:

  “不行,你去干什么,谁都不认识,不会说不会道,骗死你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可是见识过那些害人精,他们骗你干活儿,可是拿钱时,等于扒他们的皮。”

  父亲把那些霉黑的烟丝从窗台上拿起来,洒到白纸片上,卷好了,点上,嘴里冒出了一缕缕浓烈的白烟。

  其实,父亲的心思过了两天就被证实了,父亲和一个邻居聊天,谈起东街叫长星的女儿嫁出去里要了彩礼钱2万元。那个邻居啧啧地:“他那个闺女长得好,我看还是要少了,开上4万元,他们也得给,要不,迎亲车来了,不让她上去,那边总不能开个空车回去吧。嘿,我觉得长星开价开少了。”

  她就坐在窗外,七月晚上的月亮特别大,黄黄的,挂在天上,她能听见屋里两个人抽烟的咝咝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父亲说:

  “——我可从没指望过那么多,她要长相没长相,要嘴巴没嘴巴,整天像个闷葫芦,能嫁出去就不错了,我没指望那么多,能有一半就不错了,不缺吃不缺喝地,把我送到坟堆里,就行了……”

  她当时就坐在那儿,风从院子外吹过来,带着夜晚田地里玉米秧的甜腥味儿,她抬起头,看见月亮沿着低矮的院墙,向西滑去,湿漉漉的。

  父亲大概没有料道,她有一天忽然也走了,什么也没说,只留了一个字条,写着是跟一个建筑队走了,干这个活儿不要长相不要嘴巴。

  她把赚来的钱都藏在一个鞋盒里,准备带回家,她也想家,想早点回去。

  她早晚要回去,给父亲养老。麻雀大了还知道给老雀打食呢,那个生下我的把我扔在石头上,他们给了我命又把我扔进黑冰里就这样他们还不如不生我呢。我要给这个用毛绳沾水抽打我的“父亲”养老,不管他怎么待我,是他喂活了我。

  “是的,一定要回去。”她重复了一下,可马上想到,不是以目前这个样子,一想到自己的身子,她就双膝发软。

    他陷在暗处,心不在焉地问,“你父亲真哪么可怕吗?”

  “是的。”像在回忆别人的记忆,她尤其怕父亲喝了酒,“他好像是恨我,打起来就往死里送,你摸摸。”她把他的手拉起来,放到后背上,一行疤痕硌到他手上,“烫的,有一次我正在烧着火读书,他在院子中堆草垛,喊了我两声,我没听见,他就扔掉手里的棉草,跑进来一脚把我踹倒在灶膛口,书扬起来,落进了沸腾的水锅,上上下下地起伏着,我爬起来,看着那些黑色的字体一个个地融进水中,他更加发怒,用那根烧火棍打我,弄利得满屋里都飘着肉被烧着的臭味儿。等我帮他在院子里把草垛堆好,偷着进屋,脱掉了衬衫,我扭过身子,从镜子中看到我的后背烧破了。

  “可是,有时候,他也对我好。他是被生活弄垮了,把无名火发到我身上,可是他对我好,我知道那不是因为他得靠我养老,尽管村里人都这样说……我从小就不爱说话,可是爱看书,他骂我,因为没钱让我去糟蹋着买书,为此我借书来偷着在做饭时看,两个人上学他供不起,母亲早早地放弃了生活,按他的话就是‘那个癞婆娘总算没脸活下去连个儿子都不能给我生,她总算是舒舒服服地偷笑着滚进坟墓了’他让妹妹去读书,可是镜面好像反了,妹妹与那些课本有仇,她在学校里与坏孩子混在一起,常常被老师送回家来,就这样她只读到初二就回家了……可是他有对我好的时侯,那是一个大雪天,我正在屋里为母亲洗衣服,他在西屋里叫我的小名,我推开门,他手里拿得什么我没看清楚,我总以为那是鞭子或者板凳或者屋子里任何一样可以拿起来打人的东西,他说‘你过来。’我从来没听过有这样温和的声音从他的嘴里发出来,一时站在那儿,手里提着一件洗了一半的衣服,滴滴答答地,有水砸到我的脚面上,‘过来!’他看着我的样子,声音又提高了,‘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看到他手里拿了一份单子,那上面写着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应该具有的一切。‘义务?义务是什么?’我不知从那儿来的勇气,‘你只要守着这些条文,会得到好处。’我撒了谎。我已经16岁了。我有了撒谎的义务。并且知道说到了他的心里所想的。我提着那件衣服向门外走时,他叫我,手里拿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这个,你拿去。’我站着没有动。‘听到了吗?给你了!’他的声音又高起来。我走过去,接到手里,那是一只半旧的钢笔,不知他是从那儿弄来的,淡蓝色的塑料皮面间塞着汗污。‘他们说你偷着帮砖厂干活挣零钱买书?’他这是第一次用这种声音跟我说话,尽管他并不看我,眼睛瞧着那个茶盘,掏出烟叶,卷着。我还是忍不住眼泪涌了出来。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去吧。以后我不会烧你的书了。’我走到外间时,把那支钢笔拧开,找了一张纸,用嘴哈了哈,在上面写了一个字,那是春天的春字。我记得很清楚……”她声音越来越小,像是睡着了。

  他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猛地推了她一下,“要是能在这儿领到结婚证就好了,生下孩子来,带上钱,回去,他能原谅咱。”

  她没有答话,已经睡着了。

  一大早,他们就上了街。在来这家医院之前,他们还去了民政处,窗口前排队的人被他们吓了一跳,夹杂在一堆散发着香水与口香糖气息的年轻人中,他们沿着队伍往前走,不时有人用眼瞅他们,等他们在办事桌前站定了,那个忙着填表的人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问:“你俩要干嘛?”

  “结婚证是在这儿办吗?”

  “对啊。”

  “我们……我们要结婚。”他侧过头看看她。她站在一个穿白裙子的长发女孩前面,脸映得又红又黑,鼻子又圆又亮,骨骼粗壮,仿佛是从印度来的。

  “户口本呢?”那个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又迅速地瞟了他一眼,低下头,拉开抽屉,找东西。

  “户口本?在老家呢。”他一说完,周围的人都笑了。

   那个人抬起头来,“户口在哪儿回哪儿办去。这可没有闹着玩的,真是胡来,走吧走吧。后边的!”一对新人拿着一大包东西应声而上,把他们挤出了队伍。下楼时,她听见那个人还在吆喝,“结婚,连这个都不懂,这些乡下人,脑子真是有问题。”

  他听得很清楚,感到肚子里有一股浓烈的腥热气涌上来,喉咙难受,“王八操的!”他终于仰起头,恶狠狠地回骂了一句,朝着门口重重地吐了口唾沫。

  他们在大街上转悠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来到了这家大医院,结果一样,又吃了闭门羹。

  现在,她坐在滚烫的石板上,车来车往的世界与她无关,她觉得大街上的这些行人没有难题,永远高仰着头在马路上穿梭,永远是那副冷漠的居高临下的眼神,每当不经意触碰它们,自己就羞愧、打冷颤,仿佛那里面有一股残暴的力量。汗水沿着头发往下流,她闻到汗酸味儿,绞了绞手,上面全是黄色的茧子,她对自己有了一种隐隐的厌恶,身体对她来说成了袍袱,她把头弯到膝盖上,胸部和肚子挤在一起,里面发出“咚咚”的跳声。

  “吃包子吧。”他已经穿过马路回来了,手里拿着几个包子,站在石沿上,脸上淌着汗。

  “不吃。”她别过脸去,“你自己吃吧。”

  他也不作声,蹲下去,把包子一个一个地往嘴里送。

  从昨天开始,她就吃不下东西了,吃什么吐什么,现在闻到飘过来的韭菜味儿,又开始泛呕,她移了移脚,离他远一点,坐在石沿上掉眼泪-——日子开始是这样,最后也是这样,母亲死得早真是福气。想到这儿,更由不得自己,眼泪噼哩叭啦地往脚面上砸。她把脸埋进手臂里。

  男人吞吃包子的声音真大,连车鸣声都盖过去了,韭菜叶子在他嘴里“呱呱”作响,仿佛咀嚼着成千上万只慌乱逃跑的青蛙。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问她又怎么了。她说,“坐车回老家,现在就回去。”

  他看了看远处,各式各样的车子依然在闷热的白气中穿梭,“现在是麦收,很难坐上车。”他说。

  “我不管。你什么也解决不了。”

  “好吧。咱们得回工地去,带上钱。”

  两人站起来,向工地走去。他们带上了钱,里面混和着各种人民币,用黄色的橡皮筋儿扎着。

  他把它们系在裤腰带里,用手摁了摁,站直身子,看了看她。

  他们像楼洞走去。

  半小时后,他们来到了长途汽车站。

  白色混乱的车辆排得密密麻麻,一辆接着一辆,里面挤满了人,一张张面孔从他们面前滑过,空气越来越闷热,一群群蜻蜓在车与人之前停立,盘旋,她觉得从头皮到脚跟都是湿漉漉的,黄色的蜻蜓不停地碰到她的脸上、脖子上,硬硬的羽翅像针扎一样,她时不时地眯一下眼睛,用手挡一下,跟着他在人群里奔跑,寻找通往家乡的车辆。有人用喇叭高喊着各个县城的名字,“去往——”“去往——”忙乱的人群忽东忽西,蜻蜓的翅膀在他们的头颅之上,高高地打开,平行滑翔,有两只重叠在一起,在车头前飞飞停停。

  多年前,她习惯一个人蹲在门石沿儿上,他们都在暮色朦朦的街道上飞奔,高举着扫帚、麻袋片,大声嚷嚷着,与那些长着月白色翅膀的蜻蜓决斗,妹妹又长高了,黑色的头发都飘到屋后那棵杏树的第二根枝权上了,而她还是那么高,头发像秋天害掉的菲菜那样,又黄又软,盖住了双眼,她习惯从头发间看妹妹,她从来不敢正眼看妹妹。

  妹妹长大了,是的,大概是从那时长大的。父亲在屋里洗澡,喊她把门关上,她向门走去,这时,妹妹冲了过来,猛地从门边推开她,“走开,你不配!”

  夏天,除了干活,她有大量的时间坐在石台上,房檐下不时地有小蛇爬来爬去,还有蝎子,从破裂的窗缝间翘着黑尾巴在灰尘上划画。她喜欢坐在这里,只要妹妹不来打乱她,还有父亲的吼叫,“你是不是个哑巴?”一旦这样,她就不得不重新陷入慌乱,跑进屋里去时,脚面带着喂鸡的盆子飞出老远。“唉呀!”妹妹在一边尖叫着跑,父亲开始收拾那些蛇,他用铁锹把它们一铲两段,“唉呀,唉呀”妹妹还在尖叫。

  蛇的两半躯体分开,在地上扭动,相互寻找。她站在里屋的门沿上,双手抓紧了门框。

  做完了饭,她一个人重新来看那几条小蛇,在土墙濡湿的泥土中,它们分开的躯体蜷诿、发白、肿胀,皮肉翻裂,浸泡在一片水洼里。

  “这是你招来的!你这个鬼怪,你这个捡来的私孩子!”妹妹提着一个黑色的铝壶,站在猪圈的木门前,一缕缕热气从盖子中冒出来。

   这是最恶毒的语言,“你不是亲生的,你这个没人要的扔在野地里的私孩子!”

  为了这件事,她大着胆子去问父亲,父亲什么也没说,把她和妹妹打得满地爬,就是这样,妹妹还是胜利了。村子里的人也偷偷地这么说。有一段时间,她很伤心,看见一个站在井台上卖虾酱的外乡女人扎着一条黄围巾,她想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不是这个样啊。只是这样想想,很快她就继续爱家里人,习惯了愁苦和辱骂。一旦干起活来,她什么都忘记了。

  那些蜻蜓有着同样的命运。

  它们曾经在阳光下翻飞的翅膀被拧碎,肢体撕得四分五裂,一小块一小块地在青石窗台上随风翻滚,成群结队的黑蚂蚁从地里钻出来,浩浩荡荡,沿着窗户石向上爬,聚在蜻蜓干硬发红的尸体旁,你争我夺,忙着把肥肥的餐食拉回巢穴,它们奔来奔去,相互碰着触角,斜身而过,在通往窗台的墙壁上飘动,如同一根平地而升起的黑线,她站在窗户前,听到蚂蚁们熙嚷的招呼声,牙齿的咀嚼啃噬声。她闻到炎热的天空中飘浮着一股腐烂味儿。

  妹妹在门外扑打着那些蜻蜓。而它们是不灭的,它们在飞翔中接吻、做爱,在炎热的空气中产下幼子,整个八月的平原上空罩满了它们红色的灵魂。

  那个夏季和现在一样,四处都存在着火的影子,大地之上没有一丝风,每个人的皮肤内的水分仿佛永不绝断的源泉,一刻不停地沿着密集的毛孔往外钻。

 四

  肩膀上的头发都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她的面颊和脖颈上,人们仍在奔跑,一辆辆车子载满了人离去,他们还要等下一辆,而一大群人已经坐在车子就要来的地方,每个人都在大口地呼气,用手或毛巾趋散着热气,抱孩子的妇女前胸打湿了,乳房沉甸甸地压在孩子睡熟了的脸上。

  她在一旁坐下来,喘气,端详了一眼那个孩子,脸红得发紫,黑云低罩着的阳光如同灰白色的炉火烤在额头上,汗珠儿像密集的豆子不断地从皮肤下拱出来。

  所有的这些慌乱的人都和她一样,有钱人的车在那一边,隔着长长的界线,它们永远是按时的、安全的、不慌不忙的。他们要等得车可不是这样,售票员急得像猴子一样,把成群的人拉上车,涨红了脖子,喊得喉咙沙哑,司机手握着车盘,隐藏着激动,不像是拉人,而是抢运财宝。

  他们挤上了车。她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弓着身子,根本无法挺直,前后都挤满了人,后面男人的脸贴在她的脖子上,呼出的气味儿臭哄哄。他站在另一边,头低垂着,手里提着行李,一只手紧紧地护着腰。她一直那样坐在马扎上,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脖梗上痒痒,用手一抓,竟然摸到了一只蜻蜓,翅膀折了,细瘪的腰身布满红点,在她的手上微微颤动。后来,她发现车里布满了蜻蜓,许多人的身上沾着这种东西,鼓着透明的眼睛,低伏在那儿,仿佛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车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睡。

  车子在行进,一个又一个的人站在路边,背着行礼,被行车人像打捞一件物品,从高速路沿上拽上车,车内空隙越来越小,光线暗下来,一群又一群的蜻蜓扑到挡风玻璃上,

  “找死啊!这些怪玩艺儿!”司机骂着,不停地用车刷扫蜻蜓。

  原来垂着头睡觉的人睡不下去了,车内的空气浑浊闷热,让人头晕。人们抬起头,一个个地挪动着身子。前面一个女人的身体已压到了她的肚子上,她伸出手去挡,脸涨得发红。

  “别上了,他妈的,别上了。”有人开始低声埋怨。

  司机却不声不响,见到一个在路边招手的,照旧停车,拉上,收钱。

  这时,她想找找他,可是一个又一个的躯体挡住了视线,她喊他的名字,可是没有回声。

  一个小孩哭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呼喊。车子依旧在开,不慌不忙,摇摇摆摆,像一只大肚鹅,四围变黑了,她听到了哭声。那种大人的、撕裂的哭声,如同忍受到极限终于崩塌的雪,干闷着、无声地压了下来。

  她张开手,紧接着听到了自己骨骼断裂的声音。身体像棉花一样柔软,一双双脚,带有城市的泥沙、乡间的尘土,镶存在鞋底泥污间的枯草丝甚至伸进了她的嘴巴。她的脸承受着这些移动、混乱、焦急、可怜的脚趾,青草“咝咝”地从眼眶间钻了出来,快乐而恶作剧地缠住了一只脚腕,她想抓住它站起来,可胸部被踩到了,这肯定是一只女人的脚,脚板宽阔结实,常年承受劳作,像一只小船儿,踏得她胸骨作响,泥水慢慢地从内脏间渗出来,她伸出手,要揽住它--这姐妹间的支柱,可是手指被一股更大的力量压了下去,更多的躯体器官如同瘫塌的砖壁,一点点垒到她的肉体之上,黑暗越来越强。

  她的脸被踩成扁月形,在躯体垒成的墙壁之间,她慢慢地睁大眼睛,用尽全身的力量,像往常一样,她并不想发出任何声响,她不想喊叫,不想哭嚎,她能抵住一切,她这样想,于是,咬住牙,把脊柱往上弓,紧紧地护住下坠的肚子。眼前一片黑暗,她看不见东西了,可是还是不想喊,只是使足力气,承受塌下来的物体,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了妹妹,肚子鼓鼓的,肩膀上的衣服破了一个洞,上面落着一只红色的蜻蜓……她还看见了那个扎黄头巾的女人,手里拿着一面小鼓冲她晃来晃去……它们在空气中飞来飞去,一缕缕光亮像悬崖间的裂缝,晃动着,蜻蜓们像彩色的枣子一个个跳出去了,天空落下雨水,击打着车皮,一下一下,沉着而有力,像战鼓,咚咚作响,越来越急促,唤她迈过窗口,迈过坚硬粗糙的马路,来到大地之上,大地成了一块飞腾的毛毯,无边无际,潮湿的东方已暗暗呈现出黎明前的红晕,成千上万个身影在前方涌现,他们领着孩子,牵着牛羊,衣衫破旧,熙熙攘攘,往黑暗的原野走去。

  父亲蹲在门槛前的青石块上,以风暴过后的安静姿势,躬着腰,就着昏暗的火光,沾了唾液,用大拇指和食指卷一根烟。

  他低着头,专心志致,泛黄的白纸“沙沙”作响,有一些烟丝落到他的脚面上,青黑的筋像几条蚯蚓弯曲盘延在上面,他把卷好的烟伸到嘴上,用舌尖舔了舔。

  她抹了一下眼角,迈过门槛,院子里水汪汪的,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她扯扯衣襟,盖住微微隆起的腹部,把散乱到嘴边的头发往耳后塞了塞,扶住门框,咳嗽了一下。

  “父亲,我回来了。”她开口说话。

  “噢。你的脸怎么了?嘴唇也变紫了。”父亲连头都不抬一下,吸了一口烟。

  “父亲,你总是对我冷嘲热讽的……不管怎样,父亲,我都要讲给你听听,父亲,我不能把它憋在心里。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咒天咒地,心里怨恨。到现在我也认为自己只是晕了过去。我准备在这个夏天和他结婚。所以才挤上那辆车往家赶,回来开结婚证明。父亲,还有一些事情,我都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你收到了吗?”

  “你还有脸问,我压根儿就不同意。你和那个外乡人,能有什么好结果。你早晚得跟着他回陕西,因为那是生下他的地方,那里穷得鬼都哭叫。马蛾你听清楚了:我压根儿就不准你和他结婚。”

   “……父亲,不只是你不愿意。我觉得整个世道都在与我们作对。我在工地上卖馒头,晚上,我们睡在一起。父亲,你别生气,摸起那块门板也没用……你再也不能把我往死里揍了。我们睡在一起,那快乐让我哭出声,这世上只有他对我好,所以我认定了要和他在一起。我怀上了第一个孩子,打掉了。第二个也打掉了。最后这一个,医生不给打,说再打就把我给打死了。我们遇到了难题。一想起要怀着孩子回家见你,我就双腿发软,可我们得咬着牙办完这件事。”

  “我早和你们说过。老老实实地呆在这块土地上。从没见到过村子里的狗能跑到城里去吃得肥头大耳。这样没什么好下场。如果我没记错,这个理儿我给你讲了几百次了。你不听,现在好,你回来了,以这种方式,给我丢脸。”

  “可是,父亲,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我有脑子有手,凭自己的力气吃饭,我可从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啊,父亲。”

  “好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别说下去了。如果你还想结婚,我现在就给你定一门亲。我把你嫁给东村出去干装饰的国防,他没什么毛病,除了后脑勺被一块钢筋砸粘了,我想在你们那边,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修一修就好了。国防他娘还和我说,她在那个洞里塞上了一块毛巾,把孩子的头发缝在上面,从外面看,一点儿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子,从来不祸害别人。你和他结合应该不错。”

  “父亲,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啊!父亲。”

  “行了,行了,我已经收了国防娘送来的定亲钱了,我得睡了,明天还得去窑上拉砖,我都60岁了,连个养老送终的钱都没有,净干这些牛马都不干的活儿。”

  “可是,父亲啊……他……他现在也来了,正在门外等着,要见你呢!”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要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