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接到表哥徐新的电话，那边说姑父没几天了，问我们能否在姑父去世前去看望一下，做个最后的告别。
姑父的病有段时间了，住院时父母去看过，知道是不行了，没想到这么快。我才把他们从老家接来北京过冬，现在又是乡下最冷的时候，都是吃高血压药不能停的老人家，再回去一趟未免折腾，只好由我代替他们去见姑父最后一面。
姑父是个煤矿工人，常年在邻县矿上上班，很少在家。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开口只会笑，对小孩子也没什么交流手段，顶多拿块糖给你，但孩子们拿了糖就跑，绝不会在他身边多待一秒钟。他瘦高个儿，有些佝偻，不论走路还是骑车都往前倾着，像一根行走的芦苇。他的脸也细长，头发花白而稀疏，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像芦苇的顶须，被风吹向一边，露出光滑的头皮。姑父虽是个矿工，每次回家来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像个干部。那时工人作为领导阶级，即便是矿工，在农村也基本接近干部了。我奶奶还在世时，每年他这个姑爷都要上门送肉。在奶奶的三个姑爷里面，属他年长，也属他酒量不好，总是第一个就醉倒。这大概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了。很多年没有见过姑父，听表哥说，退休后他养了一群羊，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赶羊上山，回到一个农民的样子。
我对姑父谈不上什么感情，倒是对姑妈和表哥表姐们感情很深，小时候每年都会跟着奶奶去他们那个叫遂城的村子住一阵。姑父姑妈共有三个孩子：大表哥徐新，二表哥徐红，还有我的表姐徐霞。姑妈先后把三个孩子都送到我们家，跟我父亲读初中，我和他们仨相处的时间加起来有七八年之久，感情自然比和其他表兄妹都深厚。
姑妈做姑娘时，就是我们村的生产队队长，属于乡村铁姑娘一类的人物。嫁到遂城没多久，也成了遂城的生产队队长。她的厉害之处在于，家里家外的事儿都能处理的干净利落，即便姑父常年不在家，也没有觉得家里少一个人。
我刚出生时身体非常虚弱。姑妈第一次看见我时就很嫌弃，对我奶奶说，你们家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小病秧子。这只是她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她对我非常好。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能带给我安全感的人，除了父母，大概就是这个姑妈了。她身材高大，也很瘦，留着齐耳短发，一副大嗓门好像总在骂人，但那话落到人的心里，又很舒服。那时的姑妈，时不时手里夹着一根香烟，是从做姑娘时就留下的习惯，革命青年不抽烟有点不像样子。
新哥只上到初二就被姑父带去了矿上。当时的政策，招工时工人家属优先，对农村孩子来说，除了读书，这是最好的出路。新哥初当矿工正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流行烫大波浪、留小胡须，穿喇叭裤，扛录音机，出行装备则必是崭新的飞鸽牌小轮自行车。矿工新哥一时成为遂城这个小山村的时髦青年。每月休假回家，家里录音机一响，全村男女就蜂拥到姑妈家院子里，来看这个烫了一头卷毛的浮浪青年跳舞。
可惜跳了几年舞，女朋友都没刮搂一个，卷毛忽然不流行了，小胡子也剃了，喇叭裤也没人穿了，录音机动不动就卡带，崭新的飞鸽也变得破旧，不仅掉漆还掉链子。新哥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没钱来换新发型，买新裤子，以及像别人一样开电驴。他这才意识到挣钱的重要性，便开始琢磨怎么挣钱。
新哥早先认识了一帮号称见过世面的江湖朋友，时不时在一起切磋挣钱的技艺。朋友指点他，煤炭是紧俏物资，为何不做点“倒煤”的生意呢？这确实是桩买卖。有几年一到冬天，新哥就用卡车往我家运煤。家里院子小，小山一样的煤炭直接卸在村街上。父亲就借谁家的地秤摆在煤堆旁，等村里人来买煤过冬。这确实赚了些小钱，但也就随赚随花掉了。新哥发现赚小钱存不住，便想赚大的。那几年我见到的新哥，总是意气风发，新换的飞鸽自行车锃光瓦亮，可以把领子竖起来的呢子大衣正好护住寒风中冻得通红的耳朵。谈起外面的事情和要做的生意，他总是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大买卖”每每呼之欲出。
“大买卖”真的来了。仍旧是“倒煤”，只是数量特别巨大，所需资金也特别巨大，需先有下家的预付款才能启动。他便想到他的小姨父，也就是我的小姑父。
小姑父在县化肥厂上班，虽不负责采购煤炭，但能说话。化肥厂每年消耗煤炭的数量不必说，但人家有固定的煤炭渠道。要想让化肥厂采购这批煤炭不是说可以就可以，只能从三姑父这边入手。三姑父真不是好说话的人，可也耐不住这层亲戚关系，就信了新哥一回。预付款打过去了，可煤炭迟迟没有运来，那边负责收钱的人，也就是新哥的江湖朋友却人间蒸发了。这等于把小姑父给装到坑里了。新哥毫无办法，觉得对不起小姑父，但又要还小姑夫在单位里的“清白”，就央求小姑父到法院去起诉他。小姑父觉得自己是长辈，控告自己外甥，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只好哑巴吃黄连，把这苦果生吞了，最后告诫新哥：“从此别再跟我谈什么狗屁生意。 ”
意气风发的新哥自那以后一蹶不振，只得重回矿上老老实实下井挖煤。煤矿挖着挖着也无煤可挖了，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时新哥已经四十多岁，只好请长期病假，开始到处流浪打工的生涯，北到内蒙，南到广州，西到新疆，最远的时候还跑过非洲，总说是打工，也不说到底干些什么，一直也就这样了。
比起新哥，我和红哥相处的时间更长。小时候下河摸鱼，去菜园子偷菜，掏麻雀窝，捅马蜂窝这种事，都是红哥带我去干的。红哥生得不如新哥高大帅气，个子矮矮的，脑袋大，脖子短，还总歪着脸看人。从长相上是有那么一点小猥琐，但却能给人亲近和信任的感觉。他那双小眼睛里时常会放射出一丝狡黠的光，伴着“你就要被我骗到了”的那种坏笑。我最佩服红哥的，莫过于他总会成为一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还不显山露水，把自己隐藏得很好，这无疑是天赋。和总是虚张声势咋咋呼呼的新哥比起来，徐老红简直是人间楷模，得亏他没有什么文化，否则不知道能干成什么大事。
他也的确没干什么大事，就是安于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罢了。红哥初中毕业后先在家干了几年农活，赶上村里搞新村建设，姑父和新哥都在矿上上班，甩手不管，他就一个人挑起盖新屋的重担。在亲戚们的帮衬下，屋子算是盖好了，但也把他累成了一个少白头的小老头儿。好在紧接着姑父就退休了，他如愿接了姑父的班，也成了矿工。
红哥起初也是下井，不过他比较懒散，不怎么愿意干挖煤这种脏活。懒人的聪明就在于会盘算如何让自己尽量舒服。下井的工作分好几种，有的是挖煤，有的只是负责看管井下的电机。他刚下井不久，就负了一次伤，养好伤后，就给自己谋了个在井下看管电机的轻松活儿。再过几年，他连井都不用下了，只做地面上的工作。这时就显现出他的“天赋”来了，不断地变换工种，让自己尽量活得舒服些，对他似乎轻而易举。
他半辈子没有离开过煤矿，找了当地一个农家姑娘结婚。那姑娘也不漂亮，一张黄脸坑坑洼洼，笑起来还露出一嘴的板牙。他第一次带姑娘回家，姑妈只在门口看了那姑娘一眼，脸就变了。谁知姑娘过日子却是一把好手，在庄上承包了很多土地来做种植，矿上的塌陷区都成了水塘，她也承包下来养鱼，挣的钱可比作为矿工的红哥还要多。这姑娘人也很好，和红哥一样懂得如何处理关系，这个当初没有入眼的儿媳倒和姑妈关系处得极好。
霞姐本来也是有机会接班到矿上去的。这本来也是姑父的打算，但随着煤矿不景气，像新哥那种招工的机会再也没有了。临退休时，他就必须在红哥和霞姐之间做出选择。以农村那种重男轻女的习惯，这种事哪还用考虑，就算按照排行，也轮不到霞姐。好强的霞姐为此愤怒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姑父再怎么爱女儿，好处还是要给儿子。
霞姐接班不成，和家里搞起冷战。她那时也已经初中毕业，在县里的职业中专读书，学养殖。因为与家里人不和，便跑到我家里来养土鳖，据说这是一味中药。但土鳖养殖很快就告失败，她又去县城里找工作，后来居然开了个家具店。我猜开家具店的钱必是家里出的——既然不让我接班，给笔钱创业总可以吧。
我去过表姐开的家具店，临街的两层门头房，招牌很大：红霞家俬大世界，却冷冷清清没什么人气。我有时从外地回家，会在她那里落个脚。有一次表姐送我一件男士衬衫，一看就是别人穿过的。我拿了衬衫回家。母亲一看衬衫就说，这肯定是那个小胡子穿剩下的。我才知道霞姐谈恋爱了。姑妈对这件事反应特别激烈，认为那个小胡子就是骗子，说自己有县城户口，有正式工作，其实都是编的。有正式工作的是他哥哥。不过他下手比较快，那时霞姐已经怀孕，只能认下这门亲事。表姐想要从户口上跳出农门的愿望随着这场婚事而告终。
我的高中时代，家境陷入险境。先是奶奶的病，接着是运动化的农村改造，家家都需要拆旧屋盖新屋。父亲明知家里没钱，却不甘人后，借钱造屋。父亲作为一名民办教师，工资常常不能抵债。我上学也常常为米粮发愁，有时就不得不自己骑车去姑妈家借粮。姑妈每次都给我准备七八十斤的小麦绑在车后座上，再塞我几张“大团结”纸币。表哥则会给我带些穿旧的衣服，表姐宽裕时也常塞我几张人民币。
90年代，大家都很艰难。
二
火车到泰安，我先去妹妹家吃午饭，然后开了妹妹的车往遂城赶。
从泰安到遂城的路不好走，省道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又遇上漫天雾霾。表哥们都知道我要来，一路上打来好几个电话，问我到了哪里。我也说不清楚。等赶到遂城时，已经是晚上了。
车灯开得雪亮，在乡间无边的黑暗之中，并不能照出很远。我认出一条小路，以为可以进村，结果被突然闪出的人影给拦截了。我认出那是红哥。红哥说就猜到我会走这里，天一擦黑就在这等着了。他让我倒车，重新回到大路上去。红哥说刚刚那条路是去老村的，早已废弃了，还得沿着大路再往前开一段，家在新村。车窗左侧，一个村庄的黑影朦胧可见，那就是我以前生活过的老的遂城。红哥说，他们新村改造是异地重建的，但老村也没有拆，还在原地站着，很是奇怪。
姑父躺在里屋的床上，床边坐着姑妈。里屋生着老式的煤炭炉子，倒也暖和。床上的姑父头向里蜷缩着，被子下面的身形已经缩小成猫的样子，不住地呻吟。
姑妈说是春黎来了。姑父游丝般的声音问：“春黎不是在北京吗？”姑妈说：“这不是回来看看你吗？”姑父说：“看什么呀，不用看。”随后又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那呻吟的声音也不太大，仿佛声音太大也能引起更剧烈的疼。这时的姑父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确实是弥留之际了，大家都在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他就剩下疼。”姑妈说。姑妈不断抚摸着姑父被子底下的手，或者拍着他的背，希望这种不间断地触摸可以帮他缓解一些疼痛。
姑妈已经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大，只是一头干草样的花白头发，干裂的脸皮以及一截干瘦的身体，只有说话的声音还是很大。我问了问姑妈的身体近况，姑妈说前几年就把烟戒了，除了有点哮喘，没什么别的毛病。
红哥从怀里掏出几只针剂，是杜冷丁，刚从前街赤脚医生家买的。医生已经不再上门，用杜冷丁是最后的选择。这些杜冷丁都是赤脚医生从县里进的过期药品，效用还是有的，只是一次不要注射太多，药效过去，疼痛就会加倍。
我跟随红哥来到外屋说话。外屋没有生炉火，非常阴冷。
新哥提着一筐煤从院子里走进来。他已是一个小老头儿模样了，身穿一件对襟小棉袄，双手交叉抄在袖筒里。头上戴着一只黑色的绒线帽，绒线帽上不知道从哪里蹭到一层灰，帽子下是一张沟壑纵横的脸，像是被雨点打烂的一碗面条。他双目浑浊，眼袋浮肿，但说起话来还是那样，话还没出口，眼珠子倒先要睁出眼眶似的：“今年这煤不错，煤块透亮，一层层跟千层饼似的，烧完煤灰也很少，好煤！”他个子高，那帽子上的灰估计是去厨房捡煤块蹭的。
我和新哥谈了谈姑父的病，他讲了一会儿姑父如何发病，如何住院，如何决定放弃治疗，如何被拉回家来；又谈起自己，原本正在新疆干活，接到电话就赶回来，如今已经两个月过去，工钱还没拿到。接着话题转向我，问我在北京到底做些什么，在省里待得好好的，为何要跑到北京去？在省里好歹还是做记者，说出去也好听，现在在北京做啥呢，说半天别人也听不明白，家里亲戚们也都指望不上，你说你这大学生不是白当了吗？
红哥虽一头花白，但不改年轻时嬉皮笑脸的模样。北京好啊，甭管干啥，在北京都比省里强；要说不好，就是老不回来找哥哥们喝酒。
一会儿霞姐也进屋来，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先是一个嗔怪的眼神，一跺脚，笑着指住我：“这熊孩子，多少年没回来啦！”霞姐比以前胖了不少，脸上眼角的皱纹不说，白头发也是一绺一绺的。以前她上初三，我正好初一，几乎每天都是一起上学。她是那种爱追时髦的女生，身边也总是围着一些男孩子。冬天，爱漂亮的她可以不穿外套，只穿着一件火红的毛衣就去上学，而我有样学样，也只穿了件袖口开线的破毛衣，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她就在前面偷笑我。可是只穿毛衣真的很冷啊，从那时我就知道，女孩子爱起美来是比男孩子抗冻的。拍毕业照时，表姐因为跟男生拍小合影还被我爸骂过。她是从小就比较叛逆的吧。
她的小胡子男人还是留着小胡子。我和两个表哥说话的时候，一直没注意那个歪在外屋床上的人。这时他从床上坐起来，和我打招呼，懒懒的。别看这会儿他没精神，晚饭一开始喝酒，精神头儿马上就来了。我记得他很爱吹牛，霞姐可不就是他靠吹牛骗到手的吗？他吹自己是县城户口，吹自己在县里有工作，都是假的，只有霞姐肚子里的孩子是真的。
婚后那几年，他最爱吹的牛就是翻建新屋的家庭大计：新屋一定要盖车库，车库要盖好几间，一间给拖拉机，一间给未来儿子的车，再一间给未来儿子给他买的车；还说要给屋里铺地暖，因为他去城里打工时，学会了铺地暖。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道车库盖起来没有，地暖铺没好没有。我们谈起孩子，倒是属他和表姐的孩子大，都上高中了，“就是你以前上的那个县重点。”霞姐和小胡子说起自己的孩子时充满骄傲。
晚饭后我和表哥又轮流去里屋看了一会儿姑父。姑妈有些累，先去隔壁屋里睡下了。打过杜冷丁之后，姑父不再呻吟，睡得堪称安详。家人突然聚在一起，没地方可住，大家商量我晚上睡哪里的问题，说可以去邻居家借宿，但到底去谁家，大家意见不统一。
红哥说：“不然你去小藤家睡吧。”他又坏笑起来，朝我挤眼睛。霞姐也跟着笑。只有新哥不明所以，非常严肃地反对：“那还了得，小藤的男人不在家，就她自己带孩子，传出去不好。”我们都被新哥的话逗笑了。他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的梗儿。
我问起小藤的事儿。红哥说小藤招了个上门女婿，不过常年在外面打工，不常回家。小藤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前两年父母都去世了，现在就在家门口开个小卖部过生活。
小藤家是姑妈家前院的邻居。村里人都觉得小藤的父母有些奇怪。他们是农民，却不怎么喜欢下地，每当人们从地里归来，总是看见这公母俩坐在村口树林边的阴凉底下，摆一张小方桌，在那里纳凉饮茶，见人过来，还热切地打招呼：“过来喝茶呀。”村里人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暗暗鄙视的吧。夫妇俩生有两个女儿，都很好看。大女儿生得俊俏，只是有些干瘦，皮肤略黑；二女儿就是小藤，比姐姐水灵些，皮肤也很白，尤其两只黑眼睛很会说话。我们背地里都分别叫姐姐小黑，叫小藤小白。小黑和小白也都比我大，但我喜欢和小白玩。姑妈见我总喜欢找小藤，就拿我开玩笑，咱们长大找小藤做媳妇怎么样？我很害羞，心里可是很美，以至于至今不能忘记小藤那双水亮的黑眼睛。
我决定哪里也不去，今晚就和红哥一起值夜班。红哥赞同，就让其他人早休息，明天替换我们。
红哥又装了一篮子煤进来，捡大块的，用小锤子敲碎，投进炉膛。炉子重新发出呜呜呜的轰鸣。
“明天该把烟筒捅一捅了，那样应该会烧得更好。”红哥说。
他从身后的阴影里摸出一个酒瓶，把茶碗里的水洒到煤堆里，分别倒了半茶碗白酒，“喝点吧。”红哥说。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喝着。垂危的姑父在镇痛剂的作用下一整夜睡得像个婴儿。
想起自从成年，还从没有机会和红哥单独坐在一起喝过酒，不免有些难过。以前多少次答应红哥到矿上去找他喝酒，却一次也没有兑现过。转眼都老了，真的面对面坐下来，却又没有什么可说的话，除了以前的那点回忆。
红哥比较笨，都快初三了还没学会骑自行车。从我家到他家，二十多里的山路，来来回回都是步行。我喜欢跟红哥步行去遂城，一路沿着汶河往上走，另一边则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间会经过好多村子，以及一些高大的水渠，那些水渠大约修建于“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主要是把汶河的水引到山上去。我们不赶时间，总是边走边玩，要么爬上水渠，沿着水渠走好几个来回，要么就跑到人家地里去捉蚂蚱，摘西瓜，走一天也不觉得累。带着干粮，带着水，简直像一次次的野游。
姑妈家老宅的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枣树。有年夏天，爸爸带我来玩，一进门就看见红哥提着一壶开水在浇那棵枣树。原来他是被“扒架子”蛰了屁股。“扒架子”是生长在枣树上的一种毛毛虫，它的毛非常厉害，一旦沾染人的皮肤，那种尖锐的刺痛能持续一整天，还不能触碰。红哥用开水浇的，不是枣树，而是落在树下的“扒架子”。“扒架子”给浇死了，红哥却依然一整天必须露着半个屁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那时霞姐也在家，就教唆我去拍他的屁股。我只是觉得拍人屁股好玩，完全不知道那样拍一下，会引起他更大的疼痛。我和霞姐看着红哥龇牙咧嘴的样子，都得意得不行，不过好景不长，没几天报应就来了，我也挨了一回蛰，罪魁祸首是一只黑马蜂。
那天红哥带着一帮孩子去村外的菜园子偷摘西红柿。我胆小，不敢进菜园子，就站在地头上给他们望风。菜园子主人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孩儿，东张西望的，就发现不对，吆吆喝喝跑过来。表哥他们听到那人的喊声，呼啦一下子从菜园子的另一头逃跑了，而我吓得双腿无力，只能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等着被捉。我是外村来的，主人不认识我，我也说不清自己是谁家的小孩，就只好把我放了。
我也不知道红哥他们跑去了哪里，只好一个人臊眉耷眼地往姑妈家走，路上需要穿过一条小河沟。那条河沟很深，需要先下到沟底，踩着浅水上的石头才能穿过。正当我踩在那几块溪水上的石头时，一只黑马蜂突然迎面飞来，我躲闪不及，后脖颈被它狠狠刺了一下，登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像是被火钩子撩了一下。此时是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上了对岸的沟坡，村街上也空寂无人，我只能依靠大哭来减缓脖颈上的疼痛，就这样一路哭回了姑妈家。
奶奶从煤油灯里蘸了一些煤油，涂在我受伤的后脖颈上。但是那煤油，除了能让你感到一点清凉之外，却没有减损疼痛。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傍晚，全身皮肤底下好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爬。姑妈说不然用酒搓一下吧。奶奶便又用白酒将我全身都擦了一遍，可是那种感觉仍然没有消失。我还怪姑妈家的酒不行，因为在我家，奶奶都是用爷爷泡的人参酒给我搓的。
到了晚上，疯了一天的红哥才灰溜溜回到家，被姑妈一阵痛骂，怪他没有照顾好我。红哥从背心里掏出两个绿色的西红柿给我，说是对我没有出卖他的奖励。但我咬了一口，没有成熟的西红柿一点也不好吃。他说这种西红柿要放在被子里捂几天才会变红。我便把另一个没啃的西红柿塞到了枕头底下，很快就忘了这件事。直到几天之后，它变成一滩绿色的烂泥。
红哥决定为我报仇，去捣毁河沟里的那个马蜂窝。但我不敢去，他就纠集了他的那些小伙伴，戴着草帽，穿着蓑衣，举着长长的竹竿去挑战那个大蜂窝。结果是马蜂窝被成功捅下来顺水飘走了，又有几员大将受伤，哭哭啼啼地回家疗伤去了，而只有全副武装的红哥得以全身而退。
这次复仇的最大好处就是河沟沿岸重新成为孩子们的领地。我们可以放心的爬上河沟两岸的大树去乘凉，一整天都像长在树上一般，沿着交错的树枝从这棵树走到那棵树一直能走很远，有的大胆的甚至可以沿着树枝跨过河沟到对岸的树上去。到晚上，我们也不愿意在屋子里待着，就拿着自家的凉席，铺在高大的石桥上纳凉，看天上的星星，听他们讲些听来的稀奇古怪的故事，一觉睡到天亮。
三
老宅院子的篱笆门上还有残雪，门口的老枣树——就是曾经被红哥用开水浇过的那棵——光秃秃的树枝刺向天空。院子里很脏，落满鸟粪。我进了正屋，屋子里也黑洞洞的。我曾记得那老屋墙壁上都是被新哥红哥用毛笔写满的字和涂鸦，我想看看那些字还有没有，但却什么都看不清。
姑妈在屋地中央铺了一条毯子，将我摁在毯子上，又盖上一条薄薄的毛毯，让我就这样睡。躺下后我才发现没有屋顶，几颗寒星在屋墙围成的四角天空里眨眼。姑妈也躺下来，和我盖了一个毛毯。她还是那个剪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姑妈搂着我睡觉，我好像又回到小时候。
为了哄我入睡，姑妈开始给我讲故事。她说，如今在这个老村里居住的，都是新村里的人搬不走的生活影像。他们自从搬出村子，就和以前的记忆完全绝缘了，而这些被遗忘的记忆却都继续在老村里生活。她还一一向我介绍我儿时曾经认识的邻居。比如前院的小藤家，虽然她的父母如今都已经过世，但在这里，他们依然像往常那样活着，每天搬着小桌子去村边的树林里喝茶。小藤也还未嫁人，每天都和姐姐一起在巷子里跳来跳去捉迷藏。对门的李老奶奶，虽已经死去多年，但也仍然会过来串串门，拉拉家常。还有那个看山的老头，也已死去多年，依旧每天早晨从山上下来，经过门口的时候咳嗽一阵，也不知道他在山上都看些什么，彷佛怕山被人偷走了似的……
好容易从梦中醒来了，浑身发冷。里屋姑父又开始了一天的呻吟。今天的情况似乎不妙。表姐在床前处理着他不断往外吐的痰迹。我起床后也走过去，学着姑妈的样子，摸摸他的手，软软的，毫无力气，像一团温水泡过的抹布。又抚摸起他光滑的头顶，希望他舒服一点。
“没准就是今晚了。”姑妈说。
新哥准备好新的针剂，拍打着他的手臂，试图找到血管……他又一次像无声的婴儿那样睡过去。姑妈在旁边看我这样不断地抚摸姑父的头，说：“哎，真没想到，你姑父临了还能得你的济啊，总算没有白疼过你。”说着就抹起眼睛来。
已经是正午，我在屋里待得无聊，就出去走走。
出大门右拐，前面就是一个小卖部。我想起红哥说过的，这小卖部是小藤开的，便想进去买盒烟。小卖部的门关得很紧，我用力推了半天都没推动，又敲了敲门，门才吱呀着从里面打开，门缝里慢慢闪出一个半大小孩的身影。小孩开门之后，就快速地闪进柜台后面。我走进来，小卖部里光线不好，也没有生火，异常阴冷。
小孩问我买啥？我没有立刻答话，等眼睛适应了这室内的光线，打量了一下小卖部的内部，满目的货架和柜台似乎都被一层尘土笼罩着。
“你妈呢？”我问那孩子。
“妈！”那孩子突然发出非常大声的喊叫。通过小卖部通向院子的玻璃门，依稀看到院子里有个人影。但是他的妈妈并没有应答他。
“来包白将军，一个打火机。”我对那小孩说。
小孩熟练地从货架上取下一盒烟，又从玻璃柜台的下面拿出一个打火机递给我。我递给他10块钱，告诉他不用找了。我用手抹了抹烟盒上的灰尘，揣进兜里，重新来到阳光刺眼的街道。
我突然想不起小藤的模样来了，就连那双水亮的黑眼睛，也开始烟消云散。我的手在裤兜里紧紧攥着刚买的那盒白将军，烟盒冰凉而滑腻。
这虽然是新村，但也“新”了十几年。新村的景象和旧村没什么两样，杂乱，衰败，破旧。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经过规划的村街，从南往北，由东到西，笔直而无趣，建筑排列的骨架整饬得像人的肋骨。我先沿着道路往南，再往东走一里多地，就看到一片高耸的台地。这个台地也是我和红哥以前经常玩乐的地方。
村里人对这个台地一直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人说这是一座将军的大坟，也有人说是明朝王府的地基，还有人说这就是以前诸侯会盟时建的高台，具体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我和红哥小时候常能从那高台附近的田间捡拾一些破碎的陶片，也没什么用处，无非是拿它们到汶河里去打水漂儿玩。
我爬上那片台地，四下张望。一左一右，一新一旧两个遂城都在寒冬正午惨白的日光下蜷缩着，只能从建筑的材质上分出区别：旧村是石头建的，新村是水泥建的；旧村荒无人迹，而新村除了几家烟囱里的烟气，也几乎看不出人的气息。而这台地本身，也是荒疏的，和我小时候相比，可能更低矮了一些。我想从这高台上翻找些陶片瓦片，却被那散布其上的人畜粪便吓得罢手。
姑父过不了今天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亲人们已经为此做好准备。现在不过是平静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从北京赶回来，说是告别，其实不就是等到那一时刻的来临才算完成使命吗？
姑父的一生，于我是这样的可有可无，他的死却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回到阔别许久的地方。我又能从这里获得什么呢？逝去的永远逝去了。姑妈怀抱的温暖，就算是梦中，都不免让人尴尬，一个清醒的意识时刻提醒我，你已经不是那个小孩子。
我固然眷念着表哥表姐的情谊，只是这情谊除了少年时的关联，再没有新的可能了。我们固然不能再去爬树，去偷菜，而且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谈论的新话题。我们彼此隔绝在一个看不见的墙的两侧，就像这个历史的高台，一道荒芜的时间的屏障，隔绝着旧村和新村。
老村像一头老牛，匍匐在高台的左侧，似乎极力想要隐藏在地面以下，却因为躯体的庞大，不得不露出那嶙峋的骨皮。我从高台下来，向老村走去。颓败的景象和梦中所见无二：许多房子只是被揭去了屋顶，留下光秃秃空荡荡的屋窠；道路因为长久失去人迹而灌木丛生。
姑妈家的老宅处在一条极深的青石铺地的深长巷子一头。巷子里以前住着七八户人家。除了小藤家，我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屋后那户人家，没有围墙，除了一排石头屋子，整个院子盛开着灼人眼睛的罂粟花。石屋子里住着爷孙两人。爷爷常年卧床，孙子是和新哥一样年纪的人，戴着一副瓶子底那么厚的破眼镜，每天都趴在罂粟花下那块大石头上演算习题。他用的课本已经是十年前的了，练习本的正反面密密麻麻写过好几层，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旧书报，全都写满各种演算。姑妈说这是一个学疯子，以前学习很好，只是每到考试就考得很差，为了考个中专，复读多少年，后来就魔道了。
新哥每次从矿上回来，总会带上我，去他家院子里站一站，看看那好看的花朵，再和学疯子聊上几句家常。新哥每次都会给他递上两支烟，一支被他夹在耳朵上，一支他刚点上抽一口，就会掐灭，然后被放进衣服的上口袋里，再用手拍拍，看是不是妥妥地放好。拉起家常，他会先问问新哥的工作，再谈谈今年的庄稼，然后就会转到学习上去，他会嘲笑新哥一向学习不灵，所以才只能跟着姑父去挖煤，但说起自己的考试，又很无奈：“哎，谁知道呢，今年出的题好像有点难，不知道明年怎么样……”
我循着旧屋旧路的遗迹，来到那个已经彻底坍塌的老屋的门前，仿佛又看到他家火红的罂粟在残雪与乱石间怒放。想起姑妈梦中所说，过去人们的灵魂依然还在这里生活。如果真是那样，那该多好。
我想看看那时的人们。
四
姑父死在半夜。
大家早就预感到姑父过不了这一天，所以将帮助处理后事的邻人提前找来。过了凌晨，姑父进入弥留之际中的弥留。也许是杜冷丁的作用，这一天姑父都没再怎么因为痛苦而呻吟，如果不仔细听，几乎连呼吸都感觉不到了。
姑妈首先发现他的不对，喊我们赶紧给他穿上寿衣。寿衣必须是在他死前穿上才好，否则死者会以为自己临走都没有换身新衣服。姑父的身体虽然已经病弱得只剩下皮骨，但若想搬动他换衣服还是很困难。几个人甚至将他的身体整个从被窝里掏出来，从后面抱住他光溜溜的裸体，因为他身形本来高大，抱他的人尽管已经很努力得往高处托举，他裸露的双脚还是拖在地上。最后是新哥抱着他，靠在门上，众人七手八脚才将全套的寿衣给他穿好。这中间，表哥表姐还要不住地喊着爸爸，好让他不要走得太快。寿衣穿好后，床铺抬到外面客厅的中央。点上长明灯，将一枚事先准好的铜钱塞进姑父的嘴里。这时，姑父似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亡是这样的辛苦，这是活着的人和要死的人都没有料到的吧。
现在姑父只是盖着薄薄的棉被躺在冰冷的外屋，已经完全不怕冷了。主事者嘱咐家属此时不得哭。人走在后半夜是不吉的，不能让外人知道，需等到天快亮时，再大放悲声才好。现在家属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睡觉。
毕竟，明天一早，喇叭一响，大家该哭的哭，该劝的劝，该张罗的张罗，就要开始忙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