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离岛区262个岛屿中的某一个，我在那里出生。
在我二十五岁之前，离岛区似乎就一直在刮风，将上岛游客的伞骨吹翻、吹折。坑洼里的积水晒不干，太阳出来，地面就像多了几百个小光球。死掉的鱼虾晾在石墩上，等白色的海鸟啄食。当它们叼着鱼虾在半空掠过，如果鱼虾腐烂得差不多，会从顽固的鸟喙中滑落，啪嗒一声，沾在某个刚好从下方经过的倒霉蛋身上。海的味道就是因为这样，才经久不散的，这里每个人都有一种熟悉的微腥之气。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去码头捡那些被遗弃的伞，彩色的，黑白的，也有透明的，上面的布可以拆下来，拿回棚屋区修补屋顶。离岛区风平浪静的日子是怎样的呢？偶尔晴朗的日子，在我看来也是摇摇晃晃的，即将下雨那样。
我站在岛屿上，尽管海岸大浪滔天，却感到地面平实。被风暴吹得东倒西歪的游客，像遇上了一场地震，他们或许在市区才会找回平衡吧？——这只是我的猜想，因为同样在我二十五岁之前，我并没有离开过离岛区。港岛区遥遥在望，坐一班船，半个小时就能登陆，可我偏偏没有离开过。我跟着父亲出海打渔，在滩涂湿地的红树林里挖贝壳，从来不会被大海搞晕。可是，一旦上了离开离岛区的班船，我就会呕吐不止。父亲说，他尝试过喂我吃晕船药，托人开渔船送我前往市区，或者趁我睡着，意识模糊时，将我抱上船，或给我戴上耳塞，隔绝轮船的引擎声。然而，像触发了某种生理机制，我在途中开始了剧烈的呕吐，船不得不返航。
后来，父亲不再尝试将我送离这片岛屿。他说，他也跟我一样，无法离岛，是被命运绑定在岛屿上的男人。我一直这么相信，并逐渐习惯被困于岛上的那份倦意。对我来说，船，是徒劳的代名词，它只会给我带来每天都会消耗完的食物，而不是缩短运输距离的交通工具。如果变成无生命的事物，那么就可以被装进行李箱，侧着放，塞在置物架上，无痛无觉地登上船。
“市区的模样，和电视新闻上播的一样吗？”我问父亲。他点点头，指着群山交叠的某个远处，然后沉默地低下头，整理刚上岸的拖网。过一阵子，就是休渔期了。
我后来离开离岛区的机缘，是在那年风暴肆虐得最厉害的七月，遇上了参加岛屿写作计划的女孩程颐。岛上的人们都叫她阿颐，是六婶的某个亲戚多年前搬到市区居住后所生的女儿。在她的陪伴下，我第一次离开离岛区，穿越262个岛屿的某条曲折海道。那次的逃离，父亲预先不知道，只是在风暴过去后，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失踪了，于是一整天在海里打捞那些看似浮尸一样的麻布袋，在烧毁的棚屋区里辨认焦黑的尸体。他认为，我这种患了离岛班船恐惧症的孩子，在暴风雨天，不是在山上奔跑着，就是已经在海里淹死了。一个渔民的想法有多么不祥，才会这么想自己的儿子？我的父亲也许得了间歇性的痴傻吧。
直到岛上的巡警告诉他，我跟一个女孩坐船溜去了市区。他没有为我的莽撞感到愤怒，也没有因为我有能力离开离岛而兴奋，好像反正只要我成功踏上市区，他就根本不关心我是不是被人拐骗了。在别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落在他儿子身上，偏偏是引起极度厌恶和不适的难事呢。我这种横跨大海的行为，是不是完成了他对这片岛屿的反抗？抑或，我克服对大海的恐惧，正是父亲借由我，克服由自己给下一代带来身体缺陷的难堪？我经常琢磨他的想法，有时，我有种错觉，认为自己比他更了解他本人，但我没有真正问过他。哎，一种难以开口的僭越。
很多时候，我确信自己是一个不明朗的生命形式，出生时，就已经被分配好了生命的构成——包括性格喜恶、寿命长短、对海水的敏感度，以及地域上的进退范畴——只能与这片岛屿捆绑一起，受控于难以解释的能量场——我能确信的，也只有这一点。尽管和他们一样识水懂渔，我跟这个岛创造的任何生命，却都存在着根本的隔离。比如，我对岛上任何一个女孩都不感兴趣，而我又无法抵达市区的土地，这样注定了一种全新的“生殖隔离”将会出现，那就是，我将永远只能是自己，只能是产生于自己内部的可怕孤寂，和岛屿的风尘一样，是富裕或贫乏之后的残余。我坐在石墩上，想象海鸟把自己当作死掉的鱼虾，叼起来，带到另一片本来也同属于我故乡的大地上。现在，作为一个永恒的外人的困惑，是随着海浪荡来荡去的泡沫，怎么也冲不散。
如果要谈论遗传问题，我那个在船难中去世的母亲，应该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我的恐惧症是遗传自父亲还是母亲呢？最近，我开始回忆母亲的死，那一场离奇的爆炸，有没有将她炸得粉身碎骨？怎么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找到？如果将恐惧症一切为二，父亲的生，母亲的死，要各负一半的责任。就这样，长久以来，我通过把责任的均分稀释，将自己置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成为一个装载怜悯和安慰的容器。
台风洛克登陆香港时，离岛区气温骤降。本已放好了的大衣再次从密实的衣柜拿出来，沉甸甸的，如吸饱了海水。父亲叫我去码头接人，是从港岛区那边来的一个女孩。我问她是谁，父亲没有回答，只是说，她是来参加什么写作计划的。他怎么就以为我可以辨认一个陌生人，并将她带回来？他在我身上中设置了过多无理的事件，我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着寻找意义。
从渔村去渡轮码头那边，要坐巴士，环山而行四十分钟。记得有一年台风，某处海域出现了水龙卷，岛屿下的不是雨，而是鱼。我正好十岁，父亲第一次叫我去接一个女孩。我站在多伦多道站等巴士，被掉下来的墨鱼砸中了脑袋，满头都是腥臭的墨汁。岛上的一切事物都在移动、迁徙，连鱼都可以飞翔——我突然流下了眼泪，对砸中我的墨鱼产生了嫉妒，拖着它回家煮了。吃墨鱼的时候，我仍止不住眼泪。父亲以为我是因为太喜欢吃墨鱼了，往后捕鱼时总是留意着有没有墨鱼。尽管我再没吃过第二次，父亲依然保持着捕捉墨鱼的习惯，上岸后，将它们洗刷干净，晾晒在阳台上，腥味很重，风吹过来时它们相互碰撞，发出沉闷的啪嗒声，像一种墨鱼式的风铃。为了卖出去，父亲将墨鱼做成卤水物，在渔村的入口兜售，五十港币一份，并对游人说，这些卤水墨鱼比瑶柱还好吃。有段日子，我一直在帮忙卖卤水墨鱼，等那个女孩来买。
可是那年，我忘了去接的那个女孩是谁呢？我没再问起父亲，记忆中也没有这样一个新鲜又陌生的女孩出现在渔村里。当我再次接到父亲的任务，要去码头接一个女孩时，我觉得是上天特意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只是下鱼的奇观再也没有出现，默默之中，岛上的事物仍在我的背后移动着，变化着，却并不改变我。
我到达码头时，狂风愈发猛烈，吹起海水，对面山体都模糊了，几条空船松脱，在海面漂走。我看见一群学生模样的人从新渡轮上下来，侧着身体抵御狂风，就近寻找避风场所，纷纷挤入了麦当劳。我来到麦当劳门口时，发现里面挤满了人。每个人身上都是半湿的，弥漫着海水的咸味，被濡湿的温暖。昏暗的人群里，大多数是男生，他们一边擦干身上的雨水，一边聊着岛屿写作计划。女生只有寥寥几个，我要从她们当中判断出哪一个是我要找的人。
“有人认识廖新科吗？”我问。廖新科是我父亲的名字。那些人纷纷抬起头打量我，我第一次被这么多双眼睛检阅，难堪得迅速低下了头。
“你好，你是廖杰吧？多谢你来接我。”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她的脸被斜剪的短发挡住，散发着染过的淡金色，“我叫程颐，稍等我一下。”然后，她转过身跟旁边的学生交代些什么。我默不作声，有意无意地偷听他们的话，假装看着窗外等雨停。哦，他们都叫她程程。在一群外来人的拥簇下，我感觉身处市区，在港岛线地铁的摇晃里，在旺角的红绿灯底下，在众生面目模糊但可以暂且忘记自身存在的尖沙咀繁华中。
风势减弱后，有些空船漂得太远了，码头广场上散落着各种破伞。我跟程颐说，我要去收集那些伞，请她等我一下。她跟着我走出麦当劳，帮起忙来。坐上回渔村的巴士时，我经过十年前碰到下鱼事件的多伦多道站，便指给程颐看，“十年前你是不是来过这里？我当时在这里等过你。”她摇摇头，说忘记了，她一年回来一次。我很疑惑，自己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她只是笑了笑，她总是在笑，也不知道世上有什么事情可以总让一个人发笑。我又给她讲了当时下鱼的事。她说在市区，也下过一次鱼，不过是楼上住户扔下来的死金鱼。说完，她又笑起来。
我没出声，看着环山公路在雨后的反射光，有些迷蒙。
这次上岛，程颐是为了参加大学组织的岛屿写作计划，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篇不限体裁的作品。“纯属多余。”她这么评价这个活动，“这里太湿了，只能写篇游记应付，没法认真写点什么，画点什么。”
“你家人认识我爸？”
“嗯，算得上认识。”
“你今晚住哪里？”
“哦，你爸没告诉你吗？我会在你家待一段时间，直到活动结束。”
“哦，可以。”
“你应该没去过那边吧？”她指的是市区。我摇摇头，顿时非常难堪。
“你晕船吗？”她追问道。
她似乎很了解我，不像是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生说话，那种试探里带着强烈的，又明显到愚蠢的目的性，分明就是有备而来。“你的写作计划，就是采访我么？”我反问。我并不打算敞开自己，在车上回避了她提出的很多问题，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接错人了。在渔村总站下了车后，我把程颐带到父亲面前，就气冲冲地独自走开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对父母和自己以外的第四者，宣泄这个岛屿压抑的愤懑。
刚开始有好几天，我没有见到阿颐。父亲说，她去了客栈那边，和师友们一起写作，又问我前几天为什么生气，是不是做了些什么不恰当的事。我否认了，为他的本末倒置感到气恼，明明是阿颐在逼问我的隐私，用那种听起来无邪的笑声粉饰她的目的。
黄昏时的棚屋区，台风暂时退却了。气温上升，空气湿湿粘粘的，夕阳下的棚架停满了海鸟，梳理它们那一对对鎏金的羽翅。有些日子里，海水上涨至离阳台底部仅有一米左右的深度，在阳台开一个洞，将装有诱饵的笼子放下去，第二天清晨再提起来，就能发现有不少落入陷阱的虾蟹。这些日子我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他负责将笼子和诱饵准备妥当，我负责迎接最后起笼的收获时刻。如果海水退却的时间延迟，我们的收获会增多，但藤壶侵蚀建筑的高度，也会随之上升。我不喜欢藤壶，密密匝匝的灰黑色寄生物，附着在棚屋底部的支柱上，随着烦人的海水一起蔓延，就像无尽时光给人带来的无法消解的沮丧。
我在深夜电视台收看过一个短片，讲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的伤腿上养殖寄生藤壶，用以食用的诡异故事。无法自制地，我将阿颐看作是短片里的那个女人，而我的某种旧患创伤，正是她用来养殖藤壶的伤口。我不知道她的写作计划，是不是跟我有关，我是她的素材，被拆开，然后重新组装、编撰？这些没有根据的偏见和想象，与海边棚屋的潮湿、无聊纷纷联系在一起，似一种岁月的诅咒。
我坐在阳台处，浑身不自在，想起昨夜梦里船只爆炸的回响如此巨大，火光灼灼，膨胀的火球一下子摧毁了棚屋区。棚屋区像是末日时期的住所，另类的威尼斯水城，纵横的水道穿梭其中，木质护栏，花岗岩柱子，夹杂着金属支架，铺满死掉贝壳的滩涂，而在这之外，是无人居住的陆地。棚屋区是我的世界中心，我凭此找到心理抚慰，一眼就能识破其假象的安慰，蕴含着甜蜜、湿稔、腐朽。看吧，我脚下的阳台木板也要开裂了。
晚餐时分，父亲提了一笼子的小螃蟹回来。他浑身酒气，对于喝酒后出海的死亡风险，他不怎么在意。我与他谈话的主题，总是离不开渔获与死亡，母亲和爆炸。整个房子，除了泡在水里的海产，他是我身边唯一的活物，如果他由于冷漠、疏忽和对我存在的罔顾，某天溺死在海里，我将承受无法计量的打击——说这些话，当然无法奏效，死亡不可预知，在他看来就是遥遥无期，他那种生死天注定的观念，让他与其他渔民区别开来。至少，其他渔民出海前会上香拜神。父亲面对那一片海呢，更像一片装满母亲死亡之忧的苦海，喝酒是唯一的抵消手段。有几个雨夜，棚屋区断电，在风雨中飘摇，我独自点着蜡烛，坐在屋子中央，啃着白煮的螃蟹，等待他从海上归船。每当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近，我就做好从别人口中听到他罹难了的心理准备。大多数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一阵脚步声通常是他自己发出来的——他站在黑暗的门口，浑身湿透，开门时带来的那阵强风，将屋里的蜡烛熄灭，反而让他的形象更接近于一个从海里走上来的死神。这时，我再次变得揪心，神佛隐遁，死神报丧。
“清蒸？椒盐？”父亲提起螃蟹，问道。
“清蒸吧。椒盐的话，又要下酒。估计你今天已经喝够了。”
“那就椒盐吧，我不喝酒。”父亲偶尔会看透我的心思，顺着我意，当做亲情的弥补。
父亲在厨房捣弄螃蟹，解开笼子上网绳的声音，给屋子的寂静添了些许不协调的噪音。他把螃蟹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拥挤的螃蟹，密匝匝的青色硬壳，四处挥舞的大螯，相互挤兑，发出“沙沙、哒哒”的怪声。我看见他偷偷地喝了一口酒，才把剩下的半瓶倒在螃蟹堆里去腥。
我坐在窗前，等待星辰显露。一只海鸟扑簌簌地落在窗前，嘴里衔着的，竟是一枚银币，在长长的鸟喙间玩弄。祖母去世时，我见过她嘴里衔着的那枚银币，安详肃穆。那么，海鸟衔着银币是不祥还是安详呢？住在海边的生活，要面对广袤的未知，人浮在水面上，向深海索取食物，在它暴怒的一息间，将自己的命交予大海。我也曾见过海鸟啄食浮尸者，说不定这枚银币，正是来自海上的葬礼。正当我想将它赶走，它调头飞了进来，嘴里的银币掉落地面，噗叮叮地在地板上滚动。它飞落地板，啄食什么。我低头，看见地板爬满了吐着泡沫的螃蟹，其中一只的螯还夹着我的裤脚。我出了虚汗，仿佛目睹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洋生物入侵。惊恐过后，我才想起父亲应该出了什么事。我踩着螃蟹，向厨房冲过去，发现他倒在厨房门口。我使劲晃了晃他，他咂咂嘴，侧身打起呼噜，是醉酒后睡过去罢了。我一边清理爬上他脖子和头发的螃蟹，一边给他醒酒。部分逃逸的螃蟹从阳台跳入海里，发出细微的扑通声。清理过后，留给我们食用的螃蟹也没几只了。那只海鸟还在客厅中央，啄食被我踩扁的螃蟹尸体，只是那枚银币再也找不到了。我不知道，如果这只海鸟当时没有提醒我，父亲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那枚银币又是否代表什么？在那之后，这只海鸟把我家当成了它的栖息地，每到夜晚时分，它总会飞回来。它——是母亲在海上化成的幽魂吗？
我清蒸剩下的螃蟹，父亲醒过来时，螃蟹已有些许发腥了。他不管不顾，抓起一只就啃，完全忘了刚才发生过什么，还一边赞叹自己的厨艺多么精湛。
“阿颐是谁？”我问，以为父亲在意识矇昧时，会说漏些什么秘密。
“你六婶亲戚的女儿啊，人家从市区来的呢。”他明显加快了咀嚼的速度，故意做出孩子吃东西似的蠢样。
“六婶的哪个亲戚？”
“人家早就不在离岛住了，远房亲戚那类人——”
“哦，那我明天去问问六婶。”
“问来做什么？人家就来住一阵。”
“既然是六婶的亲戚，为什么住我们家？”
“你不是知道吗？六婶的破房要装修，住不下。”
“古古怪怪。不会是介绍来给我相亲的吧？”
“做梦吧你！你这连船都坐不了的人……”父亲嚼完几只螃蟹，全都是乱啃一通，“咿吖，那只鸟是干什么的？”他指着在地板上啄食螃蟹的海鸟说，“嘘——你别动，等我把它抓起来。”
我晃晃腿，海鸟一阵小跑，识趣地飞了出去，消失在外面沉重的夜空里。
十二点睡下后，过了很久，我听到父亲起床的拖鞋声。为了避免湿气的侵蚀，我们通常住在二楼。我和父亲的房间正对着，剩下的一个空房与我的房间紧贴着。台风带来大量的降水，父亲在夜里风湿发作，疼痛，趿拉拖鞋，拖着腿，极像夜半苏醒的游魂。同时响起的，还有一把女人的声音，估摸是阿颐回来了，父亲下楼是去给她开门的。
阿颐叫了声叔叔，走进屋里来。父亲问她吃过饭没有。都半夜了，人家肯定吃过饭了，问个屁啊，我心里想。楼下窸窸窣窣的，跟窗户下方拍打的海浪声一唱一和。阿颐的房间安排在我隔壁，因为那是仅剩的房间了。听到两种脚步声走上楼梯，我安静地躺着，尽量压低呼吸声，有种莫名的紧张。
可他们什么都没多谈，跟父亲道了晚安后，阿颐打开房门，接着关上。她跟我仅有一墙之隔，还是木墙，恐怕我的一个翻身就会引起她的注意。估计，她也这么想，轻手轻脚的，打开塑料袋时的嘎啦声，像放慢了两倍的速率。很快，她躺下床，除了偶尔的翻身，后来的半夜都没了动静。
月亮制造的潮汐声，成了我入睡的最大噪音，跟心跳频率的交错或重合。明天的台风是不是在乌云背后酝酿着？夜里细数的痛楚，在梦里有最大的纷呈，思绪若得不到安稳的话，今夜的某个时辰，船只爆炸的噩梦恐怕会如期生长——
多年前的一个静夜，时钟的刻度是八点过十分，一个小孩站在码头，目送一艘船载着母亲远去。“八点二！我搭八点二嘅船走！你唔使再嚟揾我！”他想起，当时听到父亲和母亲吵架，话语中唯一存在的时刻，就是那个钟点，“八点二！”他跑到码头，看到好几艘渡轮在黑夜中同时起航。他随便选了一艘，想象那个女人坐在甲板上，与他对视，挥手作别。这么潮湿的空气，风又是这么迟缓，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呢？在他极目想穿透的船上的某个点，冒起了一个小火花——那应该是一团被藏在酒瓶里太久的火，如此愤怒。它的流动性比海浪更优雅，窜起、蔓延、扩张，如游蛇，旋转升空，瞬间变成了一个太阳大小的球面。海面被照亮了，还照亮了其他渡轮的甲板。就着短暂而炽热的明亮，他的目光快速地在其他的甲板上搜寻母亲的面孔，目睹的全是扭曲变形的面孔。父亲说，当晚的船全受到爆炸的波及，你妈妈在其中一艘上。父亲当时说这句话的脸孔：悔恨、慌张和发虚——听完后，我只有无限的迷惘。那种上船就呕吐的恐惧症，是不是从那晚开始的？可是，我感觉它来自我早在娘胎里时的黑暗，连父亲都这么认为。
被火球之梦惊醒的夜晚，我和父亲入睡的床榻之间，相隔一条狭窄走廊。我多么希望他酒后的听觉能保持敏锐，能听到我从床上急促坐起的咿哑声，接着跨过这条潮湿的走廊，打开我的房门，站在门口问我还好吗，或者坐在我床边，和我说些什么，比如，他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她有没有带我去过滩涂挖贝壳，她出走的事件缘由。可是，他从来就不愿意走出那个已然不属于人类居所的房间，在里面发酵着海洋的愁绪，如一艘海底的沉船，充满自我遗弃的证据，浓重的酒气，连海浪也掩盖不下去的鼾声，满地散落着有待修补的渔网。我走进去搜寻有关母亲的痕迹，找到的只是一些电视明星的老旧海报，沾满了包过什么海产后的黏液和鳞片。
难得天晴的日子，我四处喷上清香剂，给他清洗床褥，请附近的婶婶们来烧烤，试图让这个家早就消失了的母性气息重新焕发。翻开他那些缠结深重的被子，上面遗落着不知从哪里带来的鳞片，我曾突发奇想，认为父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某种鱼类在陆地上的后裔，母亲的离开也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个恐怖的真相。我倒希望《印斯茅斯镇之阴影》的情节是真的：在故事的最终，主人公发现自己是深潜者的后裔，怀着颤栗与幸福，回归大海的深处，“那身形有着人形的模糊特征，而头部却是鱼类的，长着从不闭合的，巨大、凸出的眼球，在脖颈的两旁，还有不断颤动的鳃。”我按照书中的描述，观察了父亲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我看见他在迷迷糊糊中，把地上的渔网当做被褥，随手一抓就往身上盖，渔网缠着海藻、鱼鳞和枯叶，缠着他这个近乎枯朽的男人，一派作茧自缚的模样——我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确只是一个又普通又悲哀的男人，连他的孩子都看不起他。
今夜，我再次惊醒，床垫像长了一层青苔那样滑溜，身体差点从床沿滚下去。一瞥中，那只白色的海鸟又飞临卧室的窗口，嘴里叼着那枚银币，悬在鸟喙间，在风中噗叮叮地响，犹如不灭的幻觉。我撑起身，想去看看那只鸟。
“廖杰，你醒了？还好吗——”阿颐轻轻敲了一下木墙。
我看了看墙上的时钟，还有两三个小时，天空即将迎来新的晨曦，便又悄悄躺下床去，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等父亲和阿颐都起床下楼后，我才慢吞吞地起床，走到走廊外，闻到了久违的食物香味，跟父亲以往一律粗暴的煎炸式不同的熏香。
“早晨。”阿颐向我打了声招呼，她在平底锅里烹调一种混合芝士和虾肉的薄饼。
“你在做披萨吗？”我问，从楼梯走下来，在客厅等她忙完，因为洗脸池跟洗菜池是共用的。“嗯，是那类东西吧。你要洗脸？等我一下。”阿颐说。“没关系，你继续。”我说。“昨晚没吵到你吧？”阿颐将金黄色的虾肉夹出来，撒上香料。“睡得很死，根本不知道你回来了。”我说。阿颐笑了一下，准备最后的装盘。父亲在阳台抽烟，向我招招手。我磨蹭了好一会儿，看见阿颐端着早餐朝客厅走来时，我才走出去。
“人家给你做早餐呢，比我做的要好吧？”父亲深吸了一口烟，挑着眼睛说。我没睬他。其他棚屋住户纷纷走出阳台，晾晒堆了几天的湿衣服。“我们要不要买一台干衣机？”我问。“你没干衣服穿吗？”父亲问。“不是，家里那么潮湿，人不舒服。棚屋区会有干燥的一天吗？”我问。“台风过境后，天就晴了。”他说。“是吗？”可是，这些话我听了十几年了，“爸，阿颐不会是你的——”
“早餐好了哦！”阿颐喊道。
父亲把烟头扔到海里，把手搭在我肩上，和我一同进了屋。洗漱时，我察觉到四周有了细微的，但足以让它看起来更洁净的变化，比如厨具的摆放高度调整了，扔沙发上的衣衫不见了，洗手池里的青苔刮掉了……
“尝尝吧。只有这里才有这么好的虾。”阿颐说。父亲点点头，夹了一块到我碗里。
我把芝士味浓郁的虾肉送进嘴里时，眼角瞄到了窗户，那里有一道金黄色的光在移动。出太阳了。我们三人看着窗外的太阳一点点从乌云背后露出来，又被隐约地遮蔽起来，奇形怪状的光斑落在那张常年长着霉菌的餐桌上。这是一道饱含生命的光。父亲那张长期被海风侵蚀的脸，在阳光的照耀下，像块礁石，硬扎扎的头发如同顶部放了一只海胆，铁青的神色似乎受到了感染，变得柔和。阿颐那头淡金色的头发融化在光线里，而脸却凝固了，从侧脸的角度看过去，她长得跟我在照片里见到的母亲很像。我无法抗拒这份超越十几年时光的想象：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双双降临，如同我出生的那一天，被爱意的眼睛注视着的真空时刻，没有咸的海风，没有湿的衣襟，没有……
早餐过后，阿颐和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晃啊晃，想等阳光再猛烈一些。
“跟我坐船过海吧。”阿颐提议。
“去哪里？我想你早就知道了，我上不得船。”
“你要拿自己去喂鱼吗？”阿颐问我。
“什么？我吃鱼，但不用自己喂鱼——”我说。
“只有这样做，你才有办法去到市区——的餐桌上啊。”阿颐说了个很冷的笑话。
“斩脚趾，避沙虫。”
阿颐耸耸肩，掏出塞满了背包的稿件，有文字稿，有画稿，由于湿度大，有些许湿黏。她将它们一张张摊开，放在有微弱阳光的栏杆上，“等干燥些再说吧。你相信自己有天能坐船么？”也许吧，我想。阿颐皱着眉头，看着我，最终欲言又止。
然而，干燥的日子真的降临了。只是干得太……
台风洛克走后，不留一丝痕迹，太阳神祝融居其位，气温在一天之内上升到华氏104度。挂在屋外的空调机轰轰作响；海鸟聒噪不停，抢食热死后浮在水面的银鱼；水位持续下降，藤壶晒得爆裂出红色的浆液；原本吸满了水分的棚屋木架被抽干了水分，发白发亮——顷刻间，一切事物决定要还原七月夏日的模样，接近毁灭的模样。阿颐放在客栈的颜料全部融掉了，当时她在临摹蒙克的名画《太阳》，画到一半的太阳光线条全部变成了水，流了一地。
那场著名的离岛区棚屋火灾，也许是因为变压器超负荷，也许是因为那些海鸟的羽毛都被太阳烤燃了，成了火鸟落在棚屋区的屋顶上。我们用伞布在屋顶修补破洞时，看见远处几排做烧烤生意的棚屋首先起火，火焰在风势下，如窜天的火蛇，在半空伸缩，低处迅速蔓延的火焰一路推进。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打算从新基桥那边撤离，但火很快围了过来。
父亲说来不及了，带着我们从阳台跳到海里。然而，水位本来就很浅，我和父亲跳下后，直接陷进淤泥里，水淹到胸口处，动弹不得。只有阿颐落脚的位置地质稍硬，她伸手拽住我和父亲，企图将我们拉回来。我看到阿颐头顶上的阳台地板冒出了火舌，如果上岸，同样会被烧死。父亲推开阿颐的手，反手抓住她，将她朝水里拉。突然，父亲的两只手分别将我和阿颐的头往水里按。就在下一刻，家里的煤气瓶发生了爆炸。我呛了几口海水后，在非常模糊的视线里，看见橙红色的巨大火焰在水面一掠而过，覆盖整条海道。爆炸的巨响使我的心脏停顿了一秒。阿颐在水下挣扎，晃动着被父亲压下去的头颅，鼻子喷出大量气泡——在一秒仿佛已死亡了的时间里，看着阿颐痛苦的脸，我再次目睹十岁那年的船难，施加在母亲皮肉、心脏上和眼球前的灼热与压迫，就是这样的吗？最后，水面上的一次爆炸余波，将我们三个冲开。
头疼欲裂，混沌如夜，我侧着身体被捞起，天旋地转，正如登上了离开离岛的船只时的晕眩和呕吐。阿颐淡金色的头发沾满了炭黑的灰烬，翻白的眼睛，无神地盯着我，“妈妈，你是白色的海鸟，还是无辜的少女呢？”我一遍遍地问自己，仿佛看见漫天飞翔的火鸟，在海面坠落、熄灭。父亲将我们两个夹在腋下，在半水半泥的海道跋涉前行。“廖新科！廖新科！廖——”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独自拖着两个二十多岁的人走出那片被火焰要挟的水路的。半个小时后，飞机投下一个个救命的水弹，伴着人们的惊呼，在泥泞间逃生，步履沉重。他们是不是很怀念曾经潮湿如死亡沼泽的棚屋呢？——渴望被渴望之火烧毁。
高温和火灾偃旗息鼓的第一天，我们在政府公屋避难。参加写作计划的学生全部撤离离岛区。被烟灰覆盖的黄昏天空，露出一片暗沉的血红，父亲叉着腰，站在链桥上，遥望那片像淋了一桶沥青般的黑色棚屋区，俨然大火过后的森林，除了花岗岩柱子，木质结构全部被烧毁，向天空伸展参差不齐的残肢。临屋的小型海产船也不能幸免，还能闻到海鱼被烧成焦炭后的古怪香味，死亡同时带来了肉体的血腥和食物的甜蜜。大火一下子烧掉了父亲即将与之一同腐朽的房间，烧掉了日深月重的记忆巢穴。维修工程进行的第二天，台风再度登陆，将还没喘息过来的部分危房彻底摧毁，潮气和海水重新占据被烘烤过的纵横海道。
我曾以为，即使无法登上市区的土地，我还有环绕的青山、棚屋和大海做依靠，焚毁后的景象不得不使人心生无处藏身的漂泊感。我问消防员，这里还能重建吗？他们回答，政府会尽快帮助我们重返家园。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安抚我，我只是相信，有父亲在，一切还不算太差。他在火里将我和阿颐救出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父亲形象的重建。
有好一段时间，阿颐一言不发，任由头发被烧得蜷曲，反而开始看着我，竟充满了也许是怨恨的情绪。我用眼神凶了回去。她依然不屈不挠，就这样盯着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提高音调，质问她。
“跟我上船！船！船——听到了吗？”她骂道。
“坐船干什么？”
“带你去见你老妈！”阿颐扇了我一巴掌，“你这个不敢坐船的傻仔！”
坐船竟比我预想的容易得多。
上一次将脚踏上登船甲板，已是多年前的事。这段时间足够一个人去改变自己的口味，行为惯性，或者忘记痛楚。我把坐船的恐惧症当做生命的一部分，也许它同样利用这段时间，慢慢培养对我的厌倦，在某个噩梦后的清晨，早就从我身体溜走了；也说不定，是那次爆炸的冲击唤醒了我最深切的记忆，我终于可以直面母亲在爆炸中承受过的铺天盖地的恐怖；也说不定，是阿颐将母亲还没死的消息告诉我后，我在给自己设置的无垠的精神篱笆里，找到了一个兔子洞，一个足以容纳我钻过去的出口，找到了走下去的台阶；也说不定……
再度袭来的台风，没有阻挡我们的行程。从离岛码头，驶往香港市区的渡轮，坐满了要离开这里的游客。我和阿颐坐在最后一排的靠窗位置。坐在前面的乘客里，有一半是离岛区的村民，我尽量低下头，还是有不少村民认出了我。他们在短暂的疑惑和惊喜后，说看见了奇迹：我终于成功上了船；大屿山上的大佛显灵了，这可是渔村的骄傲呢；又问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要和女朋友私奔。但当他们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是阿颐时，他们立刻结巴起来，跟阿颐Say sorry。
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除了我，他们从来都知道——从十年前我第一次在多伦多道站等阿颐那时就已知道——我母亲在市区有了第二任丈夫，并成了阿颐的后母。
“每年回来，我都想看看那个从未离开过离岛区的哥哥。”阿颐说，“每年，我都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告诉你，我们拥有共同的母亲，尽管没有血缘关系。”
“为什么现在才让我见到你？”
“因为叔叔……他自身的羞耻、怨恨，他一直骗你，说姨姨死在了爆炸中，连他自己也装作无法离岛……你可以怪他，但他一直在努力帮你克服坐船的障碍。”
“这么多年，我妈说过想见我吗？”我问。阿颐只是恳切地点头，却没有再说为什么她不亲自上岛寻找自己的亲儿子。我无法分辨，这是狠心，还是有所顾虑，不得不把这次离开离岛区的旅程，想像出一种辉煌来：我去见一个也许变了一只白色海鸟的女人，或者一个水淋淋的鬼魂。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并没有个人灵魂，如果有，也只是被潮湿的岛屿，被刻意欺瞒的父亲，被无声隐遁的母亲，所共同铸造的残缺意识。他们带领我走进一场迷雾里，那里到处都是爆炸后浮在水面的残肢，在海面盘旋着、啃食着尸骨的鬼鸟，一次次在爆炸的光晕里徘徊不前的我——我才是为了寻找秘密而活下去的游魂。
雨水打在船舱的玻璃上，我抹干上面的雾气，看见大佛在风雨中的慈悲模样。不过，我知道，在码头无法看见大屿山的大佛，那是台风中光线折射的假象吧。但母亲还活着的事，不再是我梦里的假象。
阿颐说，直至今天，我父亲对她想带我踏上市区，去见那个跟他离婚的女人的做法，仍犹豫不决。我说，他没有用谎言将我禁锢在这个对我来说像死亡沼泽的岛屿上的权力。所以，我们决定不把坐船的事告知他。现在，他应该还站在被烧毁的废墟里，缅怀他失去的一切，对自己儿子正踏上新的旅程一无所知。
穿越那段我遥望了十几年的航道，没花多少时间。它竟然如此简单就被跨越了。高耸的大楼逐渐出现在窗外的迷蒙烟雨中时，我知道那是维多利亚港。
渡轮在中环码头停靠，那里到处都是外国人，身高超常的白人，穿着大裤衩的露宿者，正敲锣打鼓跳着一种群体舞的菲佣，卖咖喱鱼蛋的印度人。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刚踏上了另一个国家，比如偏远的北欧之国。阿颐没有马上带我去找母亲，而是在尖沙咀兜兜转转，在弥敦道上等红绿灯，在港岛线和荃湾线来回坐地铁。我们经过九龙公园，在里头坐了一下。我记起那首《九龙公园游泳池》：我原是世间其中的粒子，二百年后这里什么也都不是。但不知怎么，我找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九龙公园里的游泳池。
“我妈现在和你爸住一起么？”我坐在秋千上问阿颐。
“要不然呢，我爸有好几间房在出租。”
“哇——”
“不过，我自己在外面住。”
“为什么？他们在哪里住？”
“重庆大厦。”
“哈？”
在九龙公园坐到入夜，阿颐终于肯带我去重庆大厦。我们明明可以在白天去，因为这样更安全。难道她想向我披露重庆大厦在夜色里的秘密？我对阿颐说，如果她不想进重庆大厦，可以叫母亲自己下楼见我。她从皮包里掏出一条橙色的围巾，披在肩上，稍稍展开，盖住上半身，将手挎在我瘦弱的臂膀上。可以了，上去吧，她说。
在重庆大厦的灰暗招牌下，我仰望像蜂巢一样挂满污秽外墙的空调机。在入口处有一个印度人开的鱼蛋档，左边是一个外币找换店，看样子也是印度人在管理，他探出头来，看见我领了一个橙色的女孩踏上阶梯，在胡子下露出邪魅的笑容。走廊两侧都是几平方米大小的手机铺，一个个商人坐在地上，或从洞穴一样的铺头探出身来，问我们要不要买部手机。阿颐一路推着我向前行，我感觉她的身体越来越沉，脚步越发急促，好几次因为慌乱而走到死胡同，只好掉转头来重走一遍。
终于，我们找到了上楼的电梯，那里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推着一个大箱子行李，没有一个亚洲面孔。只有两个电梯可以上去，由于行李超重，一次只能进几个人，在古怪的气氛中，等待的时间变得很漫长。阿颐把脸埋在自己的围巾里。在重庆大厦十七层，共七百七十个单位的蜂巢格子里，那个多年前在我记忆里做了亡人的母亲，正居住在其中一个空间里，呼吸着浑浊的空气，与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人种混居。我问阿颐，既然她爸在这里有套间出租，为什么还要和我妈住在这里。阿颐只是回答，是我妈坚持要住这里的，而她爸又经常外出……
半个小时后，我和阿颐成功挤了进去，按下十五楼电梯的按钮。电梯里的灯光一律散发着青白色的光，缆绳上升的响声提醒我，我正离自己的母亲越来越近。我见到她，会有一次拥抱，一次落泪，或者一个落在额头上的吻吗？
十五楼的电梯门打开时，一条漆黑的过道跟电梯门口直接相通，阿颐推着我出了电梯。过道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门，一些坐在门口洗脚的人纷纷投来目光，脚上的水湿哒哒地流到地板上。他们很快又忙起自己的事：拆手机零件、打包货运包裹、擦拭珠宝、发呆……阿颐慢悠悠地收起围巾，估计这里的房客都认识她吧。
阿颐带我走到223号房门前，她说，你妈在里面。你进去吗？我问。她摇头。一种压抑的情绪笼罩着我，我想知道，在阿颐心里，我母亲到底是她的后母，还是只是一个附属于她父亲的女人，屈居在一栋塞了四千人的大厦里。我敲了门，扭开门把，脑袋瞬间感到一阵轻飘飘的晕眩，仿佛打开了一扇要么通向地狱，要么通向天堂的大门。门开了的那瞬间，一种暧昧的光透出来，飘荡着烟气。房间有几个上下架床，空间不足十平方米，坐在上下架床上的全是外籍人士，东南亚的，印度的，非洲的，他们同时把头转向我。在过度的惊恐中，我想马上退出去，但阿颐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只好继续深入这个突然变得无比幽深的空间。外籍人士坐在床上，看着我走进来，一边翻身，调整脚的位置，低声交谈。在最里面的床上，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唯一一个亚洲女人。我猜，她正是我分别多年的母亲。可是，我能说她是我母亲吗？不，应该问，她真的是一个人类吗？慢慢地，我产生了一些幻觉，她的脸开始长出鸟喙，手臂变成了白色的羽翅，有一双瘦长的黄色鸟爪。
妈，是你吗？我问。听到我这么问，大家纷纷围了过来，用关切的语气跟我的“母亲”说：“嗳，你儿子来看你了。”我在她的床前蹲下来。在我眼里，她是一只纯洁的海鸟，一只在大火中受了重伤后，无法复原的海鸟。看，她的白色羽翅露出一个暗红色的伤口，折断了，无法飞翔。再看，她的腿关节发了炎，还失去了几个鸟爪子。再看，她的羽毛开始脱落，裸露的毛管塞满了肮脏的烟灰。
“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呢。”一个印度人说着普通话。
“Her love！ Splendid！ Gorgeous！”一个非洲人说着英文。
“你要唔要锡锡佢？”一个东南亚人说着广东话。
“廖……廖杰。仔仔。”那只鸟扑腾着受伤的翅膀，对我说着鸟语，“妈妈一直在森林等你来找我。我从来都觉得，这个森林跟棚屋区的森林是相通的。我没有抛弃你，你看，我这不是在岛上等你回来吗？”
这时，大家朝我发出尖锐的笑声，在这个有着自己运作规律，同样潮湿的，密不透风的，名为“重庆大厦”的岛屿里。众人跳下床，捧起那只巨鸟，抬到天花板那么高的地方，好让她发表最后一通演说：“仔仔，你不要悲伤，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请转告你爸，不要挂念我，也不要怨恨我。我已安息。他永远都不会找得到我，因为在这片永远天日，却如此国际化的幸福大都会里，连死亡都找不到我！”
我缓缓退后，视线天旋地转，一双双手从床上伸出来，想抓住我的肩膀——我真的离开离岛区了吗？这里，是钢铁的；那里，是水的。我没有坐电梯，一路冲下十五层楼梯，穿过楼梯角里一个又一个赤裸的灵魂。
这夜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颐。
明天，我即将离开香港市区，返回离岛区。
最后一天，我去了一趟上环，打算买点海味，给父亲带回去。鲍鱼花胶鱼翅，买不起。一些便宜的瑶柱虾干，可以了却心愿。但我没去摩罗上街，因为那里卖的全是一些真假难辨的古董，作为手信买给父亲的话，不太靠谱。然而，摩罗，这个词有点耐人寻味，它有好几个意思：百合花、鳄鱼、魔障。所以，那里到底是卖古董的，是卖百合花的，是卖佛道魔障的，还是卖鳄鱼的？嗯唔，我应该去好好看一眼。
于是，在上地铁前，我折了回去，找到了摩罗上街。在摩罗上街，有一个巨大的建筑夹角，一侧通向幻象般的古董街，一边通向繁华曲折的闹市。我站在夹角前，正好看见一个贵妇人牵着一条鳄鱼走过街——哦，原来，香港市区也真的会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