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我的敌人，我找不到和平相处的方式。我不想浪费时间，却又不知道该把它们兑换成何物。它们总是太少，有时又显得太多……窗外的叶子已经掉了大半，秋天因而显得大了一些，不再呈现出夏的促狭。我决定走出时间的围攻，去欣赏这个城市的秋天。可是，秋天在哪里呢？落叶并不能证明什么，何况环卫工人早就把它们扫得精光，在城市里它们和我一样显得多余。我在家门口的公交站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它路过了我以前住的小区，那个年老的门房仍在孤独地守卫着那排即将被拆除、价值好多个亿的楼房。那些塔吊车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即将坍塌的十字架，到处都有挖土机在艰难作业，地里像是埋着铁……景色总是躲着我，我不是到得太早，就是去得太迟，我也总是忘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懂如何欣赏风景，不知在镜头前摆出怎样的表情。像是为了嘲笑我，司机竟然把车开到了金融街上，我在终点站下车，这里的人长着一副人定胜天的脸，我在他们中间逆行，像一只蟑螂在大街上乱窜，但我又不能真的像蛇一样找个洞盘起来冬眠。我需要找人倾诉，为此我需要朋友，这是我的另一个弱点，我的生命仿佛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弱点组成的。
树生瘦长的脸便是这样从一群臃肿的面具中浮现出来，渐渐变得清晰。现在，他坐在我对面，大口地喝着啤酒，一根接一根抽烟。北京的室内已经禁止吸烟了，但酒吧除外，像是默认了酒徒不需要一个健康的肺。其他几个朋友已经陆续走掉了，他们明天还要上班，现在座位上只剩下我和树生。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他做的究竟是什么工作，他似乎也在有意维持这种神秘感。酒吧里还是很吵闹，全是年轻的男女，他们打扮得过于精心了。我从未在北京的酒吧里见过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他们永远都只是作为顾客出现，这样的酒吧其实根本就没有文学空间的意义。好在我和树生已经认识多年，已经过了见面就聊文学的阶段。吧台上放着各种装饰品，其中有一个骷髅头，我盯着它看，忽然感觉它对我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我想寻找一股驱魔的力量，便想起树生是一名信徒。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我的救世主再也不愿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看我一眼，但他从未和我聊过神。和别人一样，他也问我辞职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出去走走。
以前坐在办公室里，看到晴朗的天，植物在空中摇摆，总会因它们与自己无关而有虚度的愧疚。辞职之后，我才意识到大概我这辈子都无法活在风景里，或者说我的呼吸和心跳本身就是对风景的破坏。这不仅因为所有景点都执行着庸俗的集体主义美学，也源自我对游客本能的厌恶。那些人的眼睛好像什么也看不见，脑子什么也装不下，所以只能通过拍照来记住一切。我不能忍受这种任性的平庸。在本该放松地爱人的地方，我总是感到紧张，进而对所有人产生恨意。凶狠的挑衅并不是我想要的，我也想对每一个人微笑。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看不惯的人和事竟越来越多，我能管住我的嘴，却控制不了脸上的每一个表情。这也是我不得不辞掉工作，远离人群和北京，试图过上一种彻底的内在生活的原因。
那你计划去哪儿呢。树生又点了一杯莫吉托，他的脸上挂着那种洞穿了一个人本质的微笑，好像并不期待我的回答，因为我已经无数次跟他说过要离开北京。
我该去哪里，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令我苦恼的是，分明有这么多外省人，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如此纠结去留。北京我是再也不想待下去了，而去别的大城市还不如留在北京，既然无法逃离雕像，那还不如站在它的阴影里，至少可以培养注视监控器的勇气。而且年纪越大对数字越敏感，我不想再去另一座城市从零开始。所以我想来想去，发现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回老家，回到村里去。我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房租的问题，一篇稿费能让我活很多天。我也实在厌倦了继续欺骗家人，向他们许诺我从来就不曾信过的明天。我要用我的还乡，让父母接受我的全部失败。当然这失败也属于他们，他们误以为对我的教育投资可以换来美好的生活，为此不惜压榨自己原本就已经很窘迫的日子，哪知道我学习太认真以致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进而发现生活的美好不过是一种假象，而我忍不住想要戳破那些泡沫。是的，我也曾歌颂过城市美德，认为它虽不能带来完全的自由，但至少可以使你免于受到旁人过分的关注，而我现在意识到这种关切只可能来自自身，你从来就不是别人真正的焦点。每一年乡亲们都会询问一模一样的问题便是例证，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乎答案，何况在春节之外村子几乎是空的，没有那么多在暗处盯着你的眼睛。我想回去也好，至少我践行了孔夫子的道德律，成为了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孝子。也许只有与土地和解，我才能认清大地，从而建造出可以住人的房屋。
可你为什么就非离开北京不可呢？你在北京混得还不错啊。树生被自己的烟熏到了，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笑，像是为了故意激怒我。
不，我必须离开北京，因为……因为我看见地下室的男人仰望天花板的哀怨眼神，看见追不上公交车的女人跌倒在水泥马路边，看见地铁永远挤满逃难一般的人群。我看见年轻人的口袋里装满精巧的辩白，看见中年人为了过好室内生活决定关紧所有门窗，看见老人戴着红袖箍在街上维护果实。我看见同样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而人们依然期待明天，我看见高楼、汽车、不停变换的广告牌和越来越强硬的标语，我看见这些闪呀闪的灯光忽然意识到我从来就没有爱过这座城市，我看见这些开闭开的眼睛、嘴巴和大腿忽然明白我从来就没有爱过这些人。我看见城市包围农村、中心吞噬郊区，看见十个春天的破产，看见二十世纪过完了还是二十世纪，冬天结束之后竟然是严冬。我看见每个人都穿得那么严丝合缝而我每天都在衣服下面光着身子，我看见这种种病态到头来却发现只有我自己活得像一个病人，我看见光被扑灭反而开始担心自己内心的火焰，我看见这一切却只是目瞪口呆地待在原地，而我居然还给别人留下了混得不错的印象……除了离开北京，自己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才能洗刷这种看见的耻辱。
我回到房间，将我说过的话重新翻译成我想要的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有在文字中我才能擦亮句子，完整地表达自我，其他时刻我只是像碎片一样活着，虽然有很多话想说，最后却只是咕哝着不成形的句子，成为他人眼中愤怒的小丑……我又在床上躺了两天，也许是三天，我总是如此虚弱，身上像是有病痛的种子，每天都在发芽生根。我终日拉上窗帘，沉醉于对阴影的豢养。我听见很多反对的声音在四处碰撞，而墙壁变成了扩音器，那些声音越来越洪亮，几乎要把我淹没。面对同代人，我不可能批判，又不可能不批判，我不能活在他们中间，又不能活在他们外面。不是在黑暗中被自己打倒，就是在灯光下被人群吞噬。这些悖论的死结在勒紧我的脖子，我不知道应该向谁学习深呼吸的技巧。我必须打开墙上的那道门走出去，但我又完全明白迎接我的将是什么，每出一次门，把自己永远锁在门后的愿望就加强一分……
因此，当师姐傅奕告诉我她要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我竟有了一丝解脱的快感。我才意识到我还是不够老，还没有学会死心，我还是相信和解，并且渴望有人走进我的生活。尽管联系不多，但我始终认为我和傅奕之间是有友情的，而我相信真正的友情比爱情更罕见。在她面前我好像从来没有结巴过，只有她才能带来有引号的对话。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写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切入点。这大概是因为她总是作为一个灵与肉的整体出现在我眼前，也许最适合表现她的媒介是电影，她将在镜头面前用她的眼睛，皮肤、头发以及所有随着呼吸微微张合的器官，准确地传达出她的内在气质……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我仍然感觉裂缝在逐年加深，我不得不把问题归结于自身，减少交流的频次，以达到遮盖的目的。傅奕说这次要认真批评我一下，我感到紧张，也害怕做出过激的反应，便又对着镜子预演起我们的对话。
“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你忘了？两年前你来北京，我们绕着北海走了一圈，那天下着小雨，你说我们好像总是在有水的地方相见。在某个瞬间，我仿佛看见整个北海里的水都在你身后沸腾，升起，成为你的舞台背景。我走在你身后，留意到你的白色袜子上有黑色的泥点，我一直想要把它们擦掉，直到现在那些泥点还在我眼前晃动。”
“我想起来了，居然已经过了这么久。你说得这么深情，我都不好意思批评你了……这也许是你的一种策略吧，你明知道这一回我是带着刀子来见你的。我总觉得你现在已经走入歧途，得有人刺你一刀，才能把你唤醒。”
“太好了，我很需要这样的伤口。这些年我砍了不少人，一直等着被他们砍。可是那些抽象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密不透风的，现实无法进入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的表情总是僵硬的；而那些具体的人又放不下架子，又或者好人做太久，已经忘了怎么说出心里话。总之，我碰不到真正的对手，结果只能成为一个业余的讽刺家，与空气搏斗，每天在屋子里骂墙。”
“你看你已经完全落入了反对者的逻辑陷阱：你必须变得和你的敌人一样强大，才能对他们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将不可避免地染上那些暴戾和黑暗，从而一点点地退化成你所反对的对象……其实所谓的敌人，很可能是你放大自己的苦难而幻化出来的影子。你所受的苦难道不都是想象出来的吗？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困境，也根本就没有抑郁症，你把死亡一天到晚挂在嘴边，好像一想到自己的葬礼，就有点迫不及待，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享受对死亡的浪漫化想象。其实你身上从来都只是一些小病小痛，你却总是想要从中寻找隐喻，以便为自己增添更多的悲剧性。这种幼稚的想象已经注定使你在虚构思想巨人的同时，成为一个行动上的侏儒。”
“我只是不想看轻自己的生活，不想因为害怕掉进陷阱而把自己关起来。我总觉得我所面临的愤懑和绝望，是可以找到历史对应物的，完整而准确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就是一种继承和回应，而这种表达最终也可以照亮更多的同类——当然，我现在很怀疑同类的存在，可能我不得不像诗人一样寄托于一个自身无法验证的时间概念：献给无限多的少数人。而这个概念的成立首先需要魔鬼般的自信，我得拼命自我暗示和鼓励。所以，与其说是美化，不如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升华……至于说到抑郁症，我确实不认为、也不会承认我有这种病，我现在反倒有了一股斗志，我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异见者，一个逆流而行的个体，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活得更好。而这需要一生的时间去证明，所以我必须度过这一生。现在我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自杀。我终于发现，抑郁症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缺点，尤其当我看到那么多鸡汤写手、投靠体制、精神上落入中产的人也都声称自己身患此病时，就越发意识到我不能和这些弱者得同一种病。是的，这些人是弱者，因为他们的心智只允许他们做这个时代的同流者，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真正的改变，一生都围着自己眼前的那点蝇头小利打转。他们只是学会了一些精致的话术，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成吨的谎言令他们刀枪不入。其实他们的心早就死掉了，或许从未活过，一切都只是条件反射。我怎么能和这些人共享同一种心理疾病？那不正好说明我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不相上下了吗？他们是我登山时必须忘在脑后的台阶，是我跌倒又爬起后必须抖落的尘土。所以绝交吧，嘲笑吧，当我看到只为我一人盛放的日出，当我感受重新上路的喜悦，你们理解与否对我而言又有什么可关心的呢？”
“你一下子又从极度自卑跳到了极端自信，这种摇摆只能是思想不成熟的体现。我倒是很想知道你所谓的愤懑和绝望到底来自何处？以头撞墙的错误往往不在于墙，而是头幻想出了墙，所以根本就撞不到任何东西。你应该相信高层获取的信息必然比你的更丰富更全面，他们的结论也因而也更为可信。读书人应该守住自己的边界，独自对抗历史的人注定一事无成，因为如果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就不可能是孤身一人。其实，做一个反对者向来都是容易的，仅从对立的姿态中，他就能找到确认自身的美德，而依靠这种美德生活是会上瘾的，因而这世界从来都不缺少愤世嫉俗的人。难的是从泥坑里找到仰望天空的眼神，从看似保守封闭的环境里发现某种代表未来趋势的精神迹象，难的是去接近、理解和发展微弱的火，而不是醉心于对黑暗的审美，在那里哀叹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你安慰。”
“……你这番话让我很惊讶，也让我想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和你聊过政治。我知道你学了这么多年历史，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有足够多的历史依据作为支撑。但我现在发现，反而是没有经历过历史、不把历史当镜子看的人才不会将历史历史化，从而能够跳出历史的压迫，相信历史没有终结以及历史终将进步。只有这些人才能做出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在行动之前思虑过多，以致陷入阿基里斯的悖论中。聪明人的确很多，他们也一定能看见我们看见的问题，甚至看得更多更深，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不得不服从集体的荒谬时，他们的聪明便毫无用武之地。而对立的姿态是有可能带来现实危险的，决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轻易，当然它很容易显现出稚嫩、肤浅的一面，因为它在做肯定和确认的工作。与之相比，怀疑和否定一切必然显得更为成熟和深刻。问题就在这里，大家都争着做老年人，年轻人究竟该怎么活下去？你自己都不愿意燃烧，又到哪里去寻找光源呢？如果说我表现出对黑暗的热爱，那也只是人性的流露。此外有一种黑暗中的痛苦，是对立于光明中的麻木而存在的，我相信这种痛苦是珍贵的，它的力是向上的，是对可能性的认可。”
我骑着自行车去赴约，心中忐忑不安。在亮马河岸，工人们又掀开了地皮，他们的钻土机像是在挖掘历史的真相。忽然一辆逆行的电动车迎面冲我开来，慌乱之中我往一旁躲闪，直到我整个人浸在水里、喝了一口浑浊得割嗓子的河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竟连人带车冲到了河里。所幸水并不深，我站起来沿着台阶往岸上走。河堤上有人在笑，不知为何我突然也很想放声大笑。
像是被冷水浇醒了一般，我感到我的青春期终于结束了。我不会再去别人身上寻觅真与善的具体性，我不会再整天和自己的影子搏斗，不会再像驼子一样用弯曲报复整个世界，我将把头高高抬起，我将重回泥土，同时确认云彩的存在，我将成为所有人的过客，却是自己真正的主人，我将结束这场白日的漫游。我仍有许多备好的辩护词，却已经感到不再有讲出的必要。拿一些空头语言来否定自己，又或者编排一些对话，为自己作流畅的辩护，其实这还是一场徒劳，一种逃避。我应该从悲剧意识中脱身而出，将一切消化成喜剧，通过对荒诞的欣赏来抵达写作的自由乃至个人的自由。我感到一股庞大的力量在我体内聚集、冲撞，它们将整合我的所有弱点，使我具备与时间决斗的勇气。
我骑车回到住处，浑身湿漉漉的，我感觉自己像乌云，只要将这些老旧的雨滴一点点排出体内，我就会变得澄明。我感到已经没有和傅奕见面的必要了，但我还是决定回去换身衣服完成这次约定。我终于意识到，不管以后还会不会再见，这都将是我与傅奕，与所有人的，一次诀别。